冯其庸之轮廓酷似启功——面微圆、少棱角；然眼角偶露杀气，令人不寒而栗。冯其庸少年老成，识高低、善应对，喜旁敲侧击，发言吐气有藏有露，富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冯其庸关键时刻有主意，每临大事有静气，“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不说狠话，不做软事，山崩于前地裂于后而面不改色。冯其庸已臻神人之化境——不行而知，不见而明，无欣欣、无畏惧，遇顺境，处之淡然，遇逆境，处之泰然；厚重的镜片后，低垂的眼帘掩盖了眸子，说话不慌不忙，慢声细语，言语不多道理深，态度不卑又不亢。冯其庸属大器晚成型，性格有超人的稳定性，一旦下赌注，就有把握赢。
冯其庸交游虽多、知心却少——他过于庄重，容易令人敬畏，不易让人亲近。过于智慧，以至面对他太伤脑筋；过于平淡，让人因难以感受趣味而敬而远之。冯其庸更好专制好独裁好刑名之学，曾经对正统红学而外的门派进行过冷酷的打击，顺顺逆逆，杀人无算，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是伟大的权力红学的缔造者。在主持中国红学会的日子里，凭借特殊的话语权，借助组织的名义对杨向奎、欧阳键等进行过严酷的虐杀，开创了以组织和学术运作红学的双重体制。冯其庸大独裁更大妩媚，有霹雳手段，也有菩萨心肠。曾经对杨光汉、邓遂夫等谦和体谅给予支持，曾经身体力行为红学的繁荣做出过贡献。
冯其庸渴望对手、蔑视对手，因对手的存在建立人生自信，通过与对手的博弈走向人生颠峰，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他完全清楚曲沐的观点是针对自己的，但在1997年北京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仍鼓励曲沐“大胆发言”；他主北京通县张家湾曹雪芹墓石不伪，也因此而在当地享有宏大别墅，但也敢于把曹雪芹墓石论争之不同观点编作一集，是朋友是敌人一概都发稿费；他曾经看不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红学三巨头——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嘲笑他们合著的《红楼梦论丛》，还不够自己著作的零头！
冯其庸祖上小康，后因父亲冯祖懋嗜鸦片而荡尽家产。故冯其庸少年时家贫，不惟鱼肉无望，粥饭尚且艰难，荒时暴月，无米为炊，每到秋冬，多以南瓜养命。祖母、母亲、大嫂常面对空锅哭泣。冯其庸现张家湾住所名曰“瓜饭楼”，案头喜放南瓜，或朱红，或灰绿，以示不忘根本也。
冯其庸曾动情地回忆说，“我小学每个学期的学费是两块银元，母亲每次都要为了两块银圆发愁，有时候偷偷哭，因为无处筹措。我那时不懂事，每次跟母亲讲，老师又催学费了，她总是说过几天就给你缴，实际上是毫无办法。最后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一块钱、两块钱，我高高兴兴拿去交了，其实母亲花了不少心血。”对少年种种，直至晚年冯其庸仍为之辛酸而感慨，并曾作七言一首以抒情：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冯其庸十龄即下地耕作，前后历十数年，田间农事，无一不能，无一不精。以至双手结茧不能舒展屈伸，左手指及手背，刀痕累累，稼穑所留印记也。冯其庸人模人样自建国初始。1949年5月冯其庸任职苏南行署，开始受享皇粮；此后则借光荣的人民教师出人头地。1950年任教无锡市第一女中，1954年调中国人民大学，由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
改革开放后，冯其庸一时登峰造极，红遍五洲四海大洋两岸。1980年、1981－1982年，两度赴美讲学。获富布赖特基金会荣誉学术证状。1984年12月，受国务院、外交部、文化部委派，赴前苏联鉴定列宁格勒藏本《石头记》，达成两国联合出书协议。并访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作学术讲演，均获好评。1986年调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副院长。1996年应邀访德国、法国，并考察两国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998年5月25日至5月30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冯其庸书画展”。
冯其庸擅书法，擅绘画，书法宗二王，画宗青藤白石。作品为国内外推重，被誉为真正的文人画，心到笔随，以意取胜，笔简而意不简，多给人宁静感。在江南艺术之风的熏陶下，冯其庸自幼嗜书画金石，家贫无册书，皆假之他人以读。读高一时，邂逅画家诸健秋，极称之。冯其庸书法先学《九成宫》《虞恭公》《化度寺》，复及《泉南生墓志》，后复临汉隶及《石鼓》，更后习行草。
冯其庸1924年2月生，江苏无锡前洲镇人，1948年无锡国专毕业。冯其庸原名宗炎，小名三男，后改名迟，字其庸，号宽堂，以字行，曾用笔名起龙、季文、冯丰等。冯其庸早年人称“江南才子”，在中国文化史研究、古代文学史研究、戏曲史研究、艺术史研究等方面，俱有不俗成就，晚年着重西部历史文化艺术研究。《瓜饭楼丛稿》乃冯其庸学术研究之大成，计35卷，1700万字。冯其庸以《红楼梦》研究著名于世。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梦边集》《漱石集》《秋风集》《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等专著二十余种，主编《红楼梦》新校注本、《红楼梦大词典》。2012年冯其庸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周汝昌极仇恨冯其庸，以至与严中等通信不愿呼其名而以“二马”代之。“二马”者，“冯”字之代称也。
周汝昌、冯其庸不是冤家不聚头。冯其庸治红学也晚，冯其庸之红学事业白纸一张不足挂齿时，周汝昌、冯其庸也天隔一方，井水河水两不相犯，可冯其庸红学事业大成气候甚至足以抗衡周汝昌时，周汝昌、冯其庸的人事关系竟鬼使神差一般，都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这个狭小地方。中国社会做红学的多，也有几个可以让周汝昌重视的大家伙，但在具体的单位，周汝昌之前完全是擅一池之水。现在面对冯其庸这个壮家伙，周汝昌顿时少胆气与自信。实在受不了，就借院领导李希凡看他的机会，坚决要求离开冯其庸。这样周汝昌的人事关系就转到与他身份很不相宜的地方——艺术研究院办公室。周汝昌是最应该在《红楼梦》研究所的老大，可惜因惧怕冯其庸，万金之躯，终其后半生却在杂役之人中苟且。
冯其庸英雄了得，极有道术。聪明不亚周汝昌，实力不让周汝昌，且比周汝昌算得到，把得牢，做得彻。上世纪六十年代冯其庸已牛气非常。他曾主编《历代文选》，此书一出即风行海内，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向他索书，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号召高级干部都来读他的书，《历代文选》也就成为毛泽东向全党推荐的第一本新中国领导干部文化读本。“文革”中，毛泽东点名芦荻做侍读，也源于芦荻作为该书编者之一而有的印象。冯其庸曾应中央宣传部之约，在《新建设》发表三万字的锦绣文章——《彻底批判封建道德》，因表达方法别出心裁善于选择说话的角度，毛泽东读后大为称美，曾指示康生组织中苏论战时仿照。康生读过这个文章后，曾加以批注。康生因此一见冯其庸便有不舍之意。强烈要求冯其庸调自己手下，要冯其庸给他作画，而他则答应给冯其庸写字，分别时还给冯其庸电话号码两个，一个通康生办公室，一个通康生府上，且吩咐说：“有事随时来找我。”冯其庸曾写一剧评《三看二度梅》，文章寄《戏剧报》未发之际，编辑就把其神妙传出，戏剧界领导田汉读过激动不已，以至请冯其庸吃饭。
冯其庸小周汝昌六岁，在同龄与不同龄之间，但周汝昌是青春得意，而冯其庸则老来发达。
周汝昌之红学事业始于1947年燕京读书期间，当时周汝昌29岁，风华正茂，雄姿英发，甫一出手就是根据新发现之《懋斋诗钞》重新考证曹雪芹卒年的大举措。1953年，35岁的周汝昌因出版《红楼梦新证》而赫然成为一大家时，同样29岁的冯其庸连红学爱好者也不够。直到1954年批评俞平伯，受风气的影响，冯其庸才开始正式读《红楼梦》，但读罢仍马马虎虎，没有特别体会。
1973年8月，随着极左评红热的兴起，北京市委宣传部调冯其庸至评论《红楼梦》写作组，在香山宏光寺以阶级斗争说论红，冯其庸才正式以红学为事业。1974年，已经50岁的冯其庸在《文物》第九期，发表第一篇有考据意味的作品——《曹雪芹的时代、家世和创作》，他在纯学术的意义上的本领才开始为人重视。
从1975年开始，冯其庸受任主持新校《红楼梦》，红学生命日渐活跃，而此时的周汝昌则陶醉于功成名就的自大中，除以所谓的曹雪芹佚诗等玩几手江湖虚套外，很少纯粹意义上的建树。特别是在新时期以来，冯其庸一路冲杀，穷形尽相，要么不做，做就做绝，以至被誉为红学研究的“定海神针”，此时走在前面的周汝昌已从容不得。一种既生瑜、何生亮的郁闷一时在周汝昌心头挥之不去。
周汝昌政治行状犹如白纸一张。他一生被领导，一生未能混个领导，即使在社会团体中，也不过顾问之流虚衔，姿态意义强于实践操作。
而冯其庸则着实掌过几个印把子。不仅有与工资福利挂钩的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红楼梦学刊》主编，其余的职位更是花色百出。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中国汉画学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
周汝昌有无政治热情难考实，而冯其庸却善于政治长于政治。他一生以学者定位，实在是可惜了作为政治家的才气和灵性。
冯其庸本反感文革，也因此私下抵触。他听说刘少奇冤死，就半夜画葡萄一幅，上题陆游诗两句：“刘琨死后无奇事，独对荒鸡泪满衣”。上句隐“刘少奇”三字，下句改陆游诗之“听”为对，用“荒鸡”隐四人帮倒行逆施。之后邓小平被批评，他又画泼墨葡萄一幅，上题两句：“莫嫌老藤多枯枝，独有明珠叶底藏”。“老藤”隐老邓，“明珠叶底藏”隐传说中的叶剑英保邓小平。
但面对文革环境的严酷，冯其庸则包裹起个人真实的立场，身陷险境，与时俱进，以一支违心的笔指导天下苍生。他曾经是北京市革委会的理论写作班子“洪广思”的成员。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讴歌，为永葆无产阶级红色江山不变颜色而战斗，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而挥洒。专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黑帮”。在《红楼梦》研究上，按钦定的范围与暗示，联系当时的“斗争实际”，冯其庸个人先于《北京日报》发表《〈红楼梦〉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次年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册子《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此两部作品曾左右当时《红楼梦》研究导向，为“左”的路线推波助澜，现在读来，让人直冒冷汗。
周汝昌非认真之人，凡事有所谓也无所谓，以至梅节讥笑其红学为“龙门红学”。他曾经考证出曹雪芹诞辰在阴历芒种——4月26日，且每年都纪念祝贺，却不知自家儿女何时生日，因此为儿女抱怨。他书法造诣之高给鄂力惊叹不已，但鄂力几次给他办书展都被拒绝，理由是“写过不少字都送朋友了，办什么展览啊，朋友喜欢就拿去。”
他自己就曾经说过，“我是一个散漫的人，生活没什么规律，年老了更是随弯就弯。”“我对《红楼梦》并不像有人一读就是十几遍。我并不迷恋《红楼梦》，而是随手翻开一读就放不下，多是零碎阅读，真正通读只有二三遍。这个过程中，除了有自己的心得，有一些俗说法也会影响我，说一句绝不是谦虚客气的话，许多地方到现在我并没真读懂。”……
冯其庸的性格却志在必得，一往无前，不达目的不罢休，达到目的仍不罢休，从无抽身退步。他少读玄奘传，遂仰之为师，虽万劫而不灭求学求真之心。他挑战着，快乐着，享受生活不想死，热爱生活不怕死。
为赶写《历代文选》序言，曾深夜晕倒在椅子上，半天不省人事，醒过后则依然如故。他四十岁始研红学，因红学而得阅沧桑无数，但历尽风雨痴心不改。从六十四岁开始，他霜毫一掷走天涯，沿玄奘取经的路线，六去甘肃、七去新疆，七十五岁高龄登上五千米的红其拉甫口岸和明铁盖达板，读书，读人，读自然。非常之景，对非常之人，越是人迹罕至之境，越能激发他的豪情！他酒量颇豪，在大漠，一次喝下白酒一斤，酒醉后狂毫挥笔，诗势弘宏，中国文化脉管里自来流淌着两种液体——诗和泪，在他那里，一变而为豪情与意气霸气。有其诗为证：
1963年困难时期，冯其庸衣锦归无锡看望老母，家乡的苦难令他触目惊心。回北京后，感慨系之作《回乡见闻》一个。因当时党鼓励讲真话，冯其庸就将这个文章上交，以示对组织坦诚。文革开始后，此文成三反罪证，冯其庸因此多次被批斗。当时一代文人有厄，作家老舍自杀，《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陈笑语自杀，冯其庸早年同学自杀……但冯其庸下定决心就不自杀。他曾经被批斗，台下口号声震耳欲聋，他在台上却默吟自己的诗作构思自己的诗作，在默吟与构思中神游物外。
他想到有人批判他的文章是毒草，于是以苏轼乌台诗案自况，写出几下几句：
冯其庸着实好学。翰墨结缘雅，诗书养气深，终生与文为伴，长年累月，孜孜不倦，他说：“我的生活就是读书。读书是自我造就、自我成才的唯一道路”；他说，“如果能加我一倍年寿的话，我一定从现在开始再从头学起，以前学的，实在太少太浅了！我感到中国的学问实在太深太广了，如果真的让我再从头学起的话，现在我可能知道该如何学习了！”
少年时，冯其庸家贫，可他无限迷恋读书。举凡《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等，许多段落，许多人物对答，许多回目，至今仍可琅琅背诵。后借到《古诗源》一册，虽然破烂不堪，连封皮都没有，他又为《古诗十九首》的情调吸引，虽然半懂不懂，粗枝大叶方才讲得明白，但觉得意味醇厚缠绵，可以味之又味。小学五年级，抗战爆发，冯其庸没办法继续上学，开始长达数年的耕读生涯，与两个哥哥一起，白天挑担、插秧，夜间点灯发奋。
“文革”初，冯其庸家被抄，红卫兵小将不辨毒草香花，误把其所藏之《红楼梦》作黄色小说拿走展览。1969年，冯其庸即将被下放劳动，因担心珍爱的庚辰本《红楼梦》重蹈覆辙，遂偷抄，以一年之力大功告成。情况特殊形势严峻，有感发不得，借装订线背后狭小处，学假语村言记录感受。“今天夜里抄了十页，恰好我们学校武斗。有什么要紧的事了，我就在旁边写：几月几日、大寒、大风。不敢说文革怎么样……”大约坚持一年多，1970年的一个雨夜，手抄本《红楼梦》完成了。他如释重负、感慨万千，并赋诗一首抒怀：
冯其庸红学发达始于1973年全民评红，彼时在北京市委宣传部“洪广思”大批判组写评红文章。而冯其庸的红学正业的辉煌却在搞新校本《红楼梦》。关于整理《红楼梦》新校本有两说。一是后面在胡文彬部分将要说的，是根据袁水拍建议，“江办”（指当时的江青办公室）命令而作。一是1974年袁水拍任中宣部文化组副组长时，常去冯其庸家串门聊天，袁水拍不安于做官而愿意做实事，曾经与冯其庸谈过《红楼梦》的想法，听到袁水拍的心思，冯其庸就建议说，组织出版《红楼梦》新校本，一定很受欢迎。袁水拍欣然同意，并嘱冯其庸草拟报告。批示很快下达，并且批一笔大钱。
但不管如何，整理新校本《红楼梦》是冯其庸红学的重要一节。
1、有关曹雪芹家世研究。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几个寒暑过后，冯其庸主持校注的《红楼梦》新校本要出版印行了，也是考虑个约定俗成的问题，出版社希望冯其庸写前言一篇，交代些基本的情况。这当然要涉及介绍《红楼梦》作者。
当时新红学发展已70多年，关于《红楼梦》作者的研究已经大体有了始末根由。如果不是过于认真，对现成资料稍加整理，弄出个爹亲娘后的文章自然容易。但冯其庸却不这样，他要对曹雪芹的家世作重新调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别人用过的材料，都要重新核对原书。冯其庸从《清实录》看起，在社科院朋友帮忙下，把《清实录》借回家，利用下班时间看，一行一行瞄，一页一页翻。看到天聪八年，发现了重要材料一条——“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
这条材料非常重要，因为曹振彦是曹雪芹高祖父，也就是曹雪芹爷爷的爷爷。这则资料虽小，仅十余字，但能记载到《清实录》这皇家志书里，说明它重要无比。同时更为幸运的是，这时冯其庸又找到已经“迷失”的《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这个《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上有曹家的世系，有曹家六代人的名字，对曹雪芹家世研究有帮助。1963年，还在“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展出，冯其庸曾隔着玻璃看了几眼，可后来突然不知去向。冯其庸真是好样的，他硬是把它找了回来。冯其庸把谱上曹家人物，与《清史稿》对照查阅，查出二十多人，名字及经历都很一致。
冯其庸有朋友叫李华，研究清代经济史，李华每天去图书馆查抄清代经济史料，冯其庸也是随便说说，求李华凡遇到有关曹雪芹的资料就告诉自己。谁知过了几天，李华说：他看到一篇《曹玺传》，估计冯其庸早已看过，所以没有抄。但就是这个行外人李华发现的东西，冯其庸自己不知道，冯其庸的红学朋友也不曾入目。冯其庸第二天与李华到科学院图书馆查原书，翻原文，是明确记载在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宁府志》中的《曹玺传》。这是曹家最兴盛的时期的情况，记载很可靠。
后来还是李华这个行外人，又在北京图书馆帮冯其庸找到一篇康熙六十年的《曹玺传》，冯其庸又到北图去查看原书，这两篇传记中记载了很多前人从未见过的曹家的资料。这时又发现辽阳有三块后金时期留下的碑——《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重建玉皇庙碑》《东京新建弥陀寺碑》，碑上记有曹雪芹老祖宗曹振彦、曹得先、曹得选、曹世爵的名字，冯其庸连续去辽阳多次。根据这些资料，冯其庸写了一篇文章——《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发现》，该文的发表在红学界引起了轰动。日本松之茂夫和伊藤漱平两位红学家，专门给冯其庸写来祝贺信，对他的发现感到高兴。
后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公布了大量曹家史料，许多当年曹寅写给康熙皇帝的奏折原文都发表了，还有大连图书馆发现的有关曹家奏折，这许多史料综合起来，冯其庸对曹雪芹的家世，以及他本人的情况，就有了更多可靠的认识。特别是弄清了曹雪芹的祖籍不是河北丰润，而是辽宁的辽阳。这样，冯其庸研究《红楼梦》的第一步工作《曹雪芹家世新考》完成，20世纪80年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90年代又增补了一倍的资料，由30万字增补到60万字，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2、对《红楼梦》早期抄本的研究。冯其庸研究《红楼梦》早期抄本以庚辰本研究为代表。新校《红楼梦》的时候，对于究竟以什么本子作为底本，人们争论得很厉害，冯其庸主张用庚辰本，有人主张用戚蓼生本，还说当年俞平伯先生就用戚蓼生本什么的。冯其庸认为这个本子是经后人篡改过的，不能作为底本。反对他的人就说：“你拿出文章来！”所以，冯其庸研究庚辰本有赌气与应战的意思。
冯其庸研究《红楼梦》早期抄本的开局就运气不错。他着手思考《红楼梦》版本问题时，中国历史博物馆库房中发现了三回又两个半回的《红楼梦》抄本。这个时候冯其庸正与吴恩裕打的火热。吴恩裕认为这可能是己卯本散失的部分。于是冯其庸和吴恩裕就到北京图书馆核对。结果吴恩裕的判断完全正确。明确中国历史博物馆库房《红楼梦》残本与己卯本的关系后，冯其庸与吴恩裕又通过己卯本笔迹与怡亲王府藏书书目笔迹对比，以及避讳和书目图章等分析，得出己卯本出自怡亲王的结论。
在红学史上，冯其庸与吴恩裕的此项成果曾经被普遍认可，当年他们写文章在《光明日报》介绍情况，红学的天空犹如炸响一声春雷（详见吴恩裕部分）。
己卯本研究的成功对冯其庸树立版本学家的形象有重要意义，但冯其庸真正在版本研究上取得至尊的地位却是庚辰本研究。即：论证庚辰本是己卯本的过录本。冯其庸之前的《红楼梦》版本研究，因为是与吴恩裕合作，而且是第二作者。这样的情况在时下评定技术职务时也就是参考。但论证庚辰本是己卯本的过录本，却是冯其庸独立完成的。冯其庸的庚辰本是己卯本的过录本有以下6点根据：（1）两本抄写的款式一致；（2）两本四十个回目一字不差；（3）两本的墨批完全相同；（4）两本抄写上一些特征相同；（5）两本均出现缺笔的“祥”字，避允祥讳；（6）两本部分书页笔迹相同。
冯其庸研究庚辰本关系重大。己卯本现存有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而庚辰本却有七十八回之多，冯其庸证明了庚辰本是照己卯本抄写的，己卯本已经丢失的部分就可以根据庚辰本得到认识。这样，庚辰本就具有了双重的价值。
冯其庸庚辰本研究标志性的成就是《论庚辰本》一书，1978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冯其庸《论庚辰本》的成功得力以下2点：（1）因为是应战“你拿出文章来”的问题，冯其庸研究庚辰本相当认真，字字爬梳，句句钩稽，哑巴咬牙心里发恨；（2）冯其庸研究庚辰本是新校《红楼梦》的一部分，而新校《红楼梦》因与江青有关，在“四人帮”垮台后，工作一段时间陷于停顿，这保证了冯其庸研究时间。
冯其庸研究庚辰本原准备以一万字左右陈述道理。是材料丰富不好割爱，也是冯其庸腹中道道过多实在不吐不快，写着写着，不觉就浩浩然十万有余。冯其庸的庚辰本研究之成果，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其实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论庚辰本》之前，冯其庸已经赚得无限风光。
冯其庸的工作刚一结束，他的好朋友——香港《大公报》记者陈凡就找上门来，要拿去在《大公报》上连载。此文从开始到发完，持续一月之久。当时改革开放不久，香港学界对大陆学术很不以为然，觉得大陆学者全部的本领也就是在政治上跟风附会，现在见这个叫冯其庸的玩起了真功夫，一时傻乎乎怔在那里。
3、《红楼梦》思想内容艺术方面的体会。冯其庸红学的核心是考据，所以思想艺术研究不够突出，这不是冯其庸没有这方面的手段与本领，而是因为冯其庸主要玩硬家伙，简化字不写，标点本不读，要劫劫“皇杠”，要奸奸皇妃！觉得从事思想艺术研究之类丢份子，也想把思想艺术研究之类的花拳绣腿留给那些没本事的去玩。不过冯其庸在这方面也说了相当的话，这些除序跋、论文外，主要体现在《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中。其特色是取精用宏，深入人物内心，极具阴柔之美。作者：三晋红楼梦学会顾问 张义春
作者简介：张义春，1961年生，山西应县人，山西电大大同分校副教授，红学研究者，三晋红楼梦学会顾问。著有《红学那些人》，该书影响较大；另撰约百篇红学研究论文，探讨曹雪芹生卒年、脂批位置、版本等《红楼梦》相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