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山西博物院迎来重磅文化盛事，“贺兰怀古——西夏陵出土文物展”“千年回响——大唐北庭文物展”“明月出天山——阜康市丝路文物展”三大主题文物特展同步启幕。

三场展览横跨千年时空、纵览西北山河，汇集数百件珍贵出土文物，串联起西夏王朝兴衰、唐代西域治理、天山丝路千年变迁的壮阔历史脉络，而这三组文物也带着风沙与时光的印记，在汾河之畔与三晋大地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开展当日，山西晚报·山河+记者走进展厅，跟随一件件文物解锁隐藏在时光里的丝路文明密码。

西夏，一个立国近两百年、却被正历“留白”的王朝。元朝修史时，《宋史》《辽史》《金史》俱在，唯独没有为西夏编纂正史，加之传世文献大量散佚，这个曾与宋、辽、金鼎足而立的政权，长期笼罩在迷雾之中。直到西夏陵的发现与考古发掘，为我们揭开西夏的神秘面纱。

据该展览项目负责人杜静介绍，“贺兰怀古——西夏陵出土文物展”，共展出120余件（组）西夏陵及相关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依托西夏陵、宏佛塔、闽宁村墓地等多地考古成果，系统展现西夏王朝的政权沿革、典章制度、宗教艺术与建筑文化。值得关注的是，作为西夏文明的核心载体，西夏陵于2025年新晋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中国第60项世界遗产。

步入展厅，最先和公众“见面”的就是西夏陵中出土的建筑装饰构件——迦陵频伽。

迦陵频伽长相特殊，人首鸟身，头戴花冠，双手合十，双翼舒展。它的造型既有佛教艺术的庄严，又带有西夏党项民族粗犷审美的痕迹。
　　

“从宋代开始，中原地区古建筑屋脊上多以垂兽、瑞兽为装饰，而西夏陵中用的就是迦陵频伽，这一差异说明，西夏学习了中原的建筑规制，但在具体细节上，仍结合自身笃信佛教的文化特质，形成了专属的建筑风格。”山西博物院资深讲解员刘琳介绍，在西夏陵出土的建筑构件中，还有琉璃鸱吻、绿釉海狮等建筑构件，共同印证了西夏融汇中原礼制、佛教文化与本土民族特色的多元文明特质。

迦陵频伽，造型唯美。

在“大夏寻踪”展示单元中，一批斑驳残缺的西夏文石碑极具分量。它们出土于西夏陵碑亭遗址，碑面尚有描金痕迹，足以想见当年碑文恢弘、金文璀璨的皇家气象。而这些珍贵的文明遗存，皆是历经战火浩劫的幸存之物。
　　

1227年蒙古灭亡西夏后，对西夏陵进行了系统性破坏，碑亭石碑尽数砸碎焚烧，但残碑上仍可见清晰的西夏文和汉文，这成了后世破解西夏文字的关键。据刘琳介绍，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黑水城遗址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献，其中包括《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是一部西夏文、汉文双语辞书，类似于我们今天用的《英汉大辞典》，这成为解锁西夏文字的“金钥匙”，为残碑解读、西夏历史考证提供了核心支撑。
　　

文字是文明的核心标志，西夏就是仿借汉字造字方法，创造了近6000个西夏文字。本次展览还展示了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复制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制的成文法典，而宏佛塔出土的西夏文木雕版，则是中国目前发现遗存最早的木雕版遗存之一。这些实物告诉观众：西夏绝非“蛮荒之地”，而是拥有成熟、完备的文明体系。

在“大夏陵寝”展示单元中，三件体量巨大的石雕力士志文支座，常常让观众在严肃的展厅里会心一笑，有人脱口而出：“这不就是托马斯小火车头吗？”
　　

这个比喻虽带戏谑，却出奇地精准。这三件石雕取材当地红、灰色砂岩，单件最重可达2.2吨。石雕正面雕刻的力士方脸圆目、阔嘴短鼻，立眉如角，眉间饰云纹，利齿朝上，双拳紧握撑于双膝，神情憨直倔强，仿佛身负千钧重量。
　　

不同于中原碑座惯用的龟趺造型，西夏以力士承托巨碑，极具民族特色。千年前，石雕之上承载着镌刻帝王功绩的巨型石碑，如今石碑早已碎裂消散，唯有这些“大力士”始终保持负重挺立的姿态，默默守护西夏陵千年沧桑。
　　

曾有学者指出，这几件支座兼有突厥石人、佛教力士和汉族碑座的风格，三种文化基因在一件石雕上完成了“混血”，并且石雕两侧还分别刻有西夏文和汉文，它向人们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西夏从不拒绝外来文化，也从未丢掉自己的根，这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生动写照，也是本次展览最想传递的时代价值。

北庭都护府，唐朝时期在天山北麓设立的最高军政机构，是丝绸之路北道的咽喉枢纽。“千年回响——大唐北庭文物展”展览甄选200余件珍贵文物，解码唐代边疆治理体系与丝路文明交融的历史。

据项目负责人王泽卉透露，此次展览的叙事逻辑是“以物证史、以城带人”。与北庭故城遗址相关的各类文物——官署文书、佛教造像、贸易货币、生活器用——构成了一部立体的边疆生活史。通过这些文物，观众可以看到：在大唐的边疆，不仅有戍守将士，还有往来商旅、传法僧侣、屯田百姓；不仅有中央王朝的制度设计，更有不同族群、不同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的交流交融。

在北庭文物展的“考古探索”单元，一块朴素的青灰色方砖暗藏千年匠心。砖面之上，一枚完整清晰的右手掌印赫然在目，五指舒展、掌纹可辨，细节栩栩如生。
　　

这不是工匠的“失误”。据讲解员徐诺介绍，这块手印砖与唐代的“物勒工名”制度密切相关。所谓“物勒工名”，指工匠须在制品上留下标记，以便日后追责。这一制度早在春秋时期便已出现，秦代以法律形式固化，唐代则更加规范。在官方营造的工程中，工匠或刻名，或按手印，作为产品质量的“责任人”证明。
　　

这一块砖，一个手印，让千年后的我们与那位不知名的工匠瞬间产生了奇妙的联结——他似乎刚刚离开，掌心的温度尚在。

莲花纹方砖出土于北庭故城内城，呈正方形，多片莲瓣环绕圆心盛放。纹饰风格与西安唐大明宫、华清宫遗址出土的方砖较为类似。
　　

“莲花纹方砖在唐代属于高级建材，专供皇室与高阶官署使用，是等级与规制的象征。”徐诺介绍，远在天山北麓的北庭故城能够出土这类方砖，足以证明北庭都护府的城市营建、建筑规制与中原地区高度一致，切实印证了大唐对西域实施全面、有效、直接的管辖，彰显了大一统王朝的治理格局。

莲花纹方砖，唐代的高级建材。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古诗里的天山意象，成为“明月出天山——阜康市丝路文物展”的诗意注脚。阜康，自古便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中原王朝经略西域、连通中外的关键枢纽。
　　

本次展览精选180余件文物，时间跨度从史前延续至明清，以“通史视角+微观叙事”的独特方式，以阜康一隅为切片，铺展天山北麓六千年文明演进史，更深度挖掘出鲜为人知的晋疆千年渊源。
　　

据该展览项目负责人安婧介绍，本次展览最大特色，是用区域文明变迁映照丝路宏大历史，让观众在细碎的文物故事中，读懂丝路交融、民族共生、晋疆相依的千年过往。

展览第二单元“瀚海通衢 丝路来朝”的核心展柜中，一面带柄铜镜格外亮眼。不同于中原传统圆板式铜镜，这件铜镜自带修长手柄，镜背雕琢古希腊风格勇士纹样，柄身点缀精致植物纹饰。

安婧说，这种带柄铜镜早期流行于地中海地区，随文明传播经中亚巴克特里亚地区传入西域，在战国至两汉时期落地新疆。张骞通西域后，丝路全线畅通，这一独特器型逐步东传中原。中原工匠吸纳其带柄形制优势，摒弃异域人物纹饰，替换为中式花鸟、吉祥纹样，完成了外来器物的本土化改造。
　　

这面铜镜还告诉我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广义的丝绸之路远早于张骞。早在史前时期，彩陶之路、玉石之路、草原之路早已搭建起了东西方沟通的桥梁，让文明的流动从未停歇。

展览尾声，一件山西博物院院藏的提篮茶盒成为串联晋疆情缘的点睛之笔。这套便携茶具由一壶两杯搭配精致提篮组成，小巧轻便、工艺精巧，安婧笑称是“清代晋商的随身杯”。

清代时期，晋商使用的随身杯。

这件茶盒出现在阜康文物展中，别有深意。清代乾隆年间设阜康县，取“物阜民康”之意。山西晋商经万里茶道，从恰克图一路南下将茶叶传入新疆。阜康当时设有山陕会馆，是晋商在西域的重要据点，虽然原会馆已毁于近代，但当地已在原址上复原了会馆轮廓，以纪念各民族共同开发边疆的历史。
　　

山西博物院将这件院藏茶盒与阜康文物同台展出，形成了一种跨越地域的“对话”：来自山西的茶具，与来自新疆的奶茶壶、羊头杯、长颈执壶并置，共同勾勒出清代茶叶贸易将晋疆两地紧密联结的历史图景。
　　

三场特展同源丝路、各有侧重，数百件文物跨越时空、娓娓诉说着多民族交融共生、多元文化兼容并蓄的中华文明特质。三大展览均免费对公众开放，持续至2026年10月7日，公众可走进山西博物院，于文物光影间聆听丝路驼鸣、触摸千年文明，沉浸式感受跨越山海的丝路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