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将成为遗忘》王晋炜 译 作家出版社

《我们终将成为遗忘》是哥伦比亚作家埃克托·阿巴德·法乔林塞的回忆录体小说。作者以对父亲的追忆为中心，回望自己的成长岁月，重现了一个热闹、亲密、充满爱意的家庭世界。他用细致的笔触勾勒出了父亲的形象：既是慈爱开明的爸爸，也是尽职尽责的医生、大学教师和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他长期关注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与穷人的基本处境，致力于揭露和对抗麦德林这座城市的阶层分化、政治紧张与公共暴力等社会弊端。他胸怀正义、嫉恶如仇、正直敢言，最终却被黑暗夺去了生命。
　　

幼儿园里严苛的规章制度让我很不适应，我有一种被遗弃、被虐待的感觉，就好像我没有犯罪却被关进了监狱。我很讨厌去幼儿园，我讨厌排队，讨厌课桌，受不了上课铃和课程时间安排，在我稍稍表现出一点点快乐或者一点点摆脱束缚的想法的时候，修女们就会用“上帝的惩罚”吓唬我。我的第一个幼儿园是一所教会女校，是母亲和我的五个姐妹学习过的地方。虽然这是教会女校，但是在两年的幼儿园学习中，对于学龄前的男孩子也是开放的。在这里，男生可以说是稀有物种。因此，对于我来说，这所学校无疑是我家的翻版，身边全是女生。我印象中同学里没有男生存在，不过这种情况在校车上会好一点，车上除了我之外，有一个男司机，还有另外一个小男孩。只有在校车上我才有机会和男生坐在一起。我们俩都穿着白衬衫、深蓝色短裤，坐在后排的座位上。我至今记得，那个男生从上车开始，就从短裤一侧掏出自己的小鸡鸡不停地摆弄，直到我们到站下车，放学从学校回家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会从学校上车后开始把玩，一直到校车把他送到家门口。每次我都是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也不敢说啥，因为我那个时候根本不理解他的行为，当然现在我也不理解，只是一直忘不掉那个画面。
　　

那时候，每天早上我都在家门口等校车，但是每次一看到校车刚从街角拐弯处探出头，我的心就开始扑腾扑腾地乱跳，然后我会惊恐地往家里跑。
　　

“你要去哪儿？”何塞法修女一边生气地冲我喊，一边试图抓住我的衣服制止我。
　　

“我马上就回来！我要去和爸爸告别。”说这话时，我已经蹿上台阶了。
　　

我上了楼梯来到父亲的房间，钻进卫生间，因为在这个钟点父亲通常是在刮胡子的。我抱着他的腿，亲他，然后假装和他说再见。我们的告别仪式会持续很久，有时候校车司机都等得不耐烦了，也懒得再按喇叭提醒，于是等我再次下楼的时候，校车早就开走了。每当这时，我就能逃过入园的一劫，度过轻松快活的一天。每当这时，何塞法修女就很生气，她说我父母如果再这样惯着我的话，未来我会很没出息。但每次父亲总是大笑着对她说：
　　

“别急啊，何塞法，慢慢来。”
　　

由于误校车的事情发生了太多次了，终于有一天，父亲把我叫到书房，他盯着我的眼睛认真而严肃地问我，是不是确实不想去上幼儿园。我告诉他是的，确实不想去。于是，他马上把我上幼儿园的计划推迟了一年。这件事真是太美好了，让当时的我如释重负。如今四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件事，那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依然在心头。这件事父亲做得有问题吗？我向您保证，过了一年之后，我没有一天是想待在家里的，在往后的日子里，除了生病之外，我没有缺过一堂课，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我也从没有任何一门课挂科。“幸福是最好的教育方法”，父亲总是这样说。也许他是太过乐观了，但是他既然这么说，就是因为他真的这么认为。
　　

在我第一年那“半途而废”的幼儿园生涯当中，校车经常把我丢下，当然那是因为我的错，但是第二年我重新去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每天都能够赶上校车了。更确切地说，是只有一次没有赶上，那一次让我永生难忘。记得那是我第二次尝试着离开家，再次进入那个教会幼儿园学习的时候，在开学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早上，我在吃早饭的时候享受煎鸡蛋蛋黄的美味而耽搁了太多的时间，所以我出门后眼睁睁地看着校车在街角处拐弯，我在车后面跑着追了很久，司机还是没有听到我的喊声，于是丢下我开车走了。家里没有人注意到我误了校车，而那天我不想再旷课，于是决定自己步行去学校。我上的幼儿园位于市中心，我就从我们家居住的78号路步行至33号大街，然后根据自己迷糊的方向感往市中心走去。
　　

在我穿过布莱利亚环岛时，很多车都朝我鸣笛，还有一辆出租车差点撞到我，还好它紧急刹车，地面和轮胎摩擦发出了刺耳的声音。我背着牛皮书包，满头大汗地以最快的速度沿着马路边往前走。布莱利亚环岛是一处非常危险的地方，但是我已经成功地穿过了那里，朝着河的方向走着，因为我感觉那是校车每天经过的地方。当我走在麦德林河上的大桥的时候，努蒂巴拉山就在一旁。我在桥上停了一会儿，一边休息，一边隔着栏杆望着麦德林河的河水。我曾经想过，假如父亲去世了，我就跳下眼前的这条河。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这条河，河水那么浑浊，给人一种很不安的感觉。我已经累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但还是沿着街边再次上路。就在这时，我又听到了一声刹车声，那个声音好像至今还刺着我的耳朵。难道是又有一辆出租车要撞到我了？不，不是出租车。而是一辆大众牌汽车，开车的是一个自称叫作瑞内·博特罗的人。他摇下车窗冲我喊：“小孩儿！你在这儿干吗呢？哪儿去呀？”“我要去学校。”我对他说。他生气地对我说：“快上车！我带你去！小心来辆车撞到你，要不就是人贩子来把你卖了！”从那里到学校还有几公里的路程，我上车后车子开了足有十五分钟，车上我们没有说一句话。
　　

那天下午，博特罗先生向我母亲告状，给她讲了这件事。于是母亲狠狠地教训了我一番。她说我简直是疯了，连路都不认识却想要自己去市中心。在我们过河的时候，她警告我说，要不是邻居瑞内·博特罗先生遇到了我，我很有可能就走到特利斯特区并且在那儿走丢了，现在就不可能在这儿给家人们讲路上发生的事了。之后，父亲没有批评我，而是这么告诉我：
　　

“如果今后你再没有赶上校车，不论什么原因，即便是因为你的问题误了车，你要来告诉我，我一定会送你去学校的。假如我那天刚好没有时间送你，那就在家待一天，不去上学了，没关系的。在家看书能学到更多的知识。”
　　

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开始真正独立。在我二十八岁那年，也就是父亲遇害的那年，父母还会时不时地给我一些补贴，那时候我已经和我的第一任妻子一起生活了五年，孩子也会走路了。在我二十三岁的时候，我和我的意大利女友芭芭拉去意大利都灵读书期间，我曾给父亲写过一封信，对自己这么大了却还要家里负担经济开销表示忧虑。至今我还保留着他在1982年6月30日给我的回信，我是在此十五天之前去的欧洲。信中说：
　　

“你对自己经济长期不独立的担忧，让我想起了人类学课的内容：一个物种越是高级，其成长期和成熟期就越长。我相信咱们家的‘物种’在各个方面都很高级。我也是一直由家里负担经济开销，到二十六岁才开始独立，但坦白地说，我从来没有因此而焦虑。你可以放心，只要你一直像现在这样勤奋学习和努力工作，对于我和你妈妈来说，你的依靠不是负担，而是我们非常乐意承担的令人愉快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