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三教各有人格理想，释家曰佛，道家曰仙，儒家曰圣。有趣的是，唐代三大诗人，分别占一教，李白崇道，曰诗仙；杜甫尊儒，曰诗圣；王维信释，曰诗佛。有人认为该用白居易代替王维，或有道理。不过白居易也是信佛的，不影响各占一教成立。但其实，以诗歌成就言，无论王维还是白居易，都不能与李杜相提并论。因而《八十本书环游中国》，唐代就选了李杜两人。因为之前我写过李长之《李白传》的书评，遂以该文代替，列入“第八十一本”。而杜甫则绕不开，要专门写这篇文章。

其实，李杜双峰并峙，是宋代才有的观念。唐及五代，杜甫并未取得与李白同等的地位，甚至在唐人眼里，盛唐的王维、王昌龄、孟浩然、高适、岑参，中唐的白居易、元稹、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温庭筠，都比杜甫名气大。杜甫真正被推上“诗圣”之神坛并形成广泛影响力，得益于宋人的重新发现与推崇。从文学史变迁的角度看，这一现象背后涉及文化思潮、诗风流转、时代要求等多重因素。其一，杜甫诗歌如《三吏》《三别》等记录安史之乱中的社会动荡与民生疾苦，宋人视其诗为“诗史”。在宋代儒学复兴尤其理学兴起的大背景下，强调社会责任与道德实践的宋代思想与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入世精神、“穷年忧黎元”的民本思想高度契合。其二，杜甫晚年对近体诗（尤其是七律）的句法、对仗、声律进行的开创性探索，成为宋代文人的格律典范，杜甫诗中“反常合道”的句法，也为宋代诗人提供了突破唐诗窠臼的路径。其三，宋代面临外患频仍（如辽、西夏、金的威胁），文人普遍怀有忧患意识，杜甫笔下“国破山河在”的沉痛与“北极朝廷终不改”的坚韧，与宋代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产生深刻共鸣。正因为如此，杜甫的诗歌才在三百年之后异军突起，为苏轼赞为“诗至于杜子美，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为黄庭坚赞为“诗法根本”，一举取得与李白“诗仙”等量齐观的“诗圣”地位。唐人重才情，宋人尚法度，杜甫才情不逊而法度森严，他之上位，理所宜也。

进而，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里，杜甫诗歌的历史与人文价值，甚至可以直追屈原，非陶渊明、李白乃至一切宋代诗人词人可比。原因在于，杜甫波澜壮阔又充满苦难的一生，与他沉郁顿挫、意蕴深远的诗作融为一体，浑若天成，构筑起中国文学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生命轨迹，是一部在时代洪流中挣扎、坚守与呐喊的史诗；他的诗歌，承载着家国的兴衰、百姓的疾苦以及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深刻影响着后世文人的精神世界，铸就了中国文人风骨的重要内涵。杜甫之所以被尊为“诗圣”，不仅因其诗歌艺术登峰造极，更在于其精神品格与儒家“圣人”理念的完美契合——他以仁者之心观照苍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悲悯情怀，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兴衰熔铸一体，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号中彰显圣者气象。其诗被冠以“诗史”之名，也因他以史家之笔记录大唐由盛而衰的每个时刻，从《兵车行》中“边庭流血成海水”直陈开边之祸，到《三吏》《三别》以白描手法状写战火中的人间百态，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警句揭露王朝贵族的奢靡与溃烂，到《赠卫八处士》中令人心如刀绞的“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所呈现的残酷现实，补正史之阙遗，存黎元之血泪，映照出天宝年间的真实图景。这样对时代与历史的强烈表现力，就杜甫而言，前活有屈原一人，后却鲜有来者。因之，“后来居上”，才是杜甫的真实写照。

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今日，这片古老的土地，仍然承载着深厚的杜甫文化，留存诸多杜甫遗迹。相传杜甫诞生在巩义市站街镇南瑶湾村一孔窑洞，窑洞坐东朝西，内有杜甫塑像，墙上刻有杜甫诗作。诗圣故里尚有碑亭，正面楷书“诗圣故里”，背后详述杜甫身世。不远处的杜甫陵园，规模宏大，墓冢高约10米，墓前立有清碑。园区内松柏常青，碑刻林立，保存诸多文人墨客凭吊杜甫时留下的诗词碑刻。

杜甫出身本是官宦世家，远祖杜预乃西晋名将、学者，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家世的荣耀与文学的传承，为杜甫的成长铺就了深厚的文化底色。自幼，杜甫便展现出对诗歌的浓厚兴趣与卓越天赋，“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年少的他便胸怀凌云之志，以凤凰自比，其才情与抱负初见端倪。青年时期，杜甫意气风发，开启壮游之旅。他南游吴越，北游齐赵，饱览祖国的壮丽山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首《望岳》便是他此时心境的真实写照。然而，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将杜甫的人生引入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746年，杜甫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来到长安。事与愿违，此行反而开启了他长达十年困守长安的人生苦旅。747年，他参加李林甫操纵的科举考试，因李林甫愚蠢而阴险的所谓“野无遗贤”闹剧，所有应试者皆落榜，杜甫也无奈铩羽而归。这一时期，杜甫写下《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感慨，“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则生动描绘了他在长安四处奔走、寄人篱下的艰难处境。此后，杜甫在长安的生活每况愈下，他住在简陋的房屋里，穿极其破旧的衣物，经常忍饥挨饿。751年，唐玄宗举行祭祀大典，杜甫献上《三大礼赋》，得到玄宗赏识，让他待制集贤院，但却没有授予实际官职，杜甫的困境并未因此改善。这期间，他创作了《兵车行》《丽人行》等作品，开始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疾苦，标志着他的诗歌从早期的浪漫与抱负逐渐转向现实主义。《兵车行》中，“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的开篇就描绘出战争的紧张氛围，“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则直接批判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

754年，杜甫又向玄宗进献《封西岳赋》等，试图获得官职以改变命运，但依旧未能如愿。这一年长安遭遇暴雨，物价飞涨，杜甫的生活更加困苦，他在《秋雨叹三首》中借景抒情，“阑风长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描绘出秋雨连绵的景象，也暗示了自己及百姓生活的艰难。他曾一度被迫离开长安，前往奉先（今陕西蒲城）看望家人，在途中写下了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和尖锐矛盾。杜甫困守长安的十年，是他个人命运的低谷，却是其诗歌创作的重要成熟期。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展现了社会的动荡与人民的苦难，奠定了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杜甫在长安亲历了战乱的动荡和混乱。次年，长安被叛军占领，杜甫被困城中。他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百姓的苦难，写下了《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抒发了他对国家沦陷的悲痛和对亲人的思念。后来，杜甫冒险逃离长安，前往灵武投奔唐肃宗，途中写下了许多反映战乱和民生疾苦的诗歌，为后人了解这一历史时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在安史之乱后的动荡岁月里，杜甫辗转多地，先后流寓秦州、同谷、成都等地。在成都，他得到了亲友的帮助，在浣花溪畔修建了草堂，过上了一段相对安宁的生活。“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客至》中描绘的草堂生活，充满了宁静与闲适，也流露出诗人对友情的珍视。成都相对宁静的生活不仅让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的杜甫一家人过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日子，也让他能够有一些闲暇与自由，来探索诗艺的成熟。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杜甫开始一改早期以五言为主的特征，更多地尝试写七言诗，尽管七绝居多，但显然表现出一种积极探索更加丰富与全面表达内心情感的倾向。

然而，这种安宁并未持续太久，随着四川地区的战乱再起，杜甫不得不再次踏上漂泊之路。此后，他又前往夔州，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创作的高峰期，杜甫积极探索的七言诗风终于在七律这样一个近体诗的最高形式上爆发，其中最为杰出的诗歌代表，就是在夔州写下的《秋兴八首》。如果说《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杜甫“诗史”的巅峰，那么《秋兴八首》就是杜甫“诗艺”的巅峰。

我们且看一看第一首：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这是无可比拟的伟大诗篇。诗人以“秋”为主题，通过玉露、枫林、波浪、风云等意象，描绘出巫山巫峡阴沉萧森的秋景，营造出一种浓郁的萧瑟氛围。诗人将个人身世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表达了他羁旅漂泊的孤独和对故园的思念，“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既写眼前景，又暗示了当时动荡不安的时局，体现出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全诗格律严谨，意象丰富，词采华丽，沉郁顿挫，充分展现了杜甫诗歌的独特风格。这组诗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其艺术上的炉火纯青，更在于其深刻的思想内涵。

当然，在同样出色的其他七首中，杜甫整体营造他诗歌创作的巅峰。这组诗以夔州的秋日景色为背景，通过对自然景观、历史典故、个人身世的交织描绘，抒发了诗人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对往昔盛世的怀念以及对自身漂泊生涯的感慨。

除了《秋兴八首》，杜甫在夔州期间还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我们看《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在我看来，这才是唐人七律之第一，而不是崔颢那首《黄鹤楼》。不偏激地看，同样“信手而就，一气呵成；情景交融，意境深远”，但崔颢无论是平仄对偶，甚至多次重复“黄鹤”，都犯了用律之大忌，尽管处理得好，但毕竟让人遗憾。而杜诗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每一个字都中规中矩，诗艺比崔颢就高了不止一个档次。我们比较“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和“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可能不分高下，但比较“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和“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孰者为优一目了然。

杜甫的诗歌创作态度也为后世文人树立了榜样。他对诗歌艺术的精益求精，“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种对创作的执着和追求，使他的诗歌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后世文人从杜甫的诗歌中汲取营养，学习他的创作技巧和表现手法，不断推动中国诗歌的发展和创新。律诗能够成为中古以降中国古代文人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第一诗体，杜甫其首功哉。

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杜甫的一生，是在漂泊与苦难中度过的。他晚年生活愈发困苦，疾病缠身，却依然笔耕不辍。他沿着长江继续漂泊，最终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带着对家国的眷恋和对人生的遗憾，溘然长逝。他的生命如同一首悲凉的乐章，在历史的长河中缓缓奏响，却留下了永恒的回响。

我看过好几本杜甫的传记。其中，冯至的《杜甫传》堪称经典之作。冯先生以详实的史料和细腻的笔触，生动地展现了杜甫的人生轨迹和思想变化。在书中，冯至不仅描绘了杜甫生活的时代背景，还深入剖析了杜甫的内心世界，使读者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杜甫的喜怒哀乐、理想与挫折。他对杜甫诗歌的解读也独具慧眼，将诗歌与杜甫的人生经历紧密结合，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了杜甫诗歌的内涵和艺术价值。

当然，今人莫砺锋的《杜甫评传》也是研究杜甫的重要著作。这部评传以学术性和系统性见长，莫砺锋在广泛搜集和整理史料的基础上，对杜甫的生平、思想、诗歌创作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他从杜甫的家世、教育背景入手，探讨了这些因素对杜甫的影响；在诗歌研究方面，他不仅分析了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色，还对杜甫诗歌的传承和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为读者展现了杜甫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其中论述杜甫对后世诗歌的影响，莫砺锋列举了众多后世诗人对杜甫的推崇和学习，如宋代的江西诗派以杜甫为宗，从而推动了宋诗的历史，尤为值得重视。

杜甫的一生，是一部用生命谱写的壮丽诗篇。他的诗歌，是时代的悲歌，也是人性的赞歌。从他的人生经历和诗歌创作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诗人在苦难中坚守、在困境中抗争的形象。他的精神和作品，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中国文学的天空，也为后世文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自己最喜欢的杜诗反而是一首五言律诗《旅夜书怀》：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首联的萧瑟与孤独，颔联的气象与胸襟，颈联的悲愤与倔强，尾联的悲怆与升华，浑然一体地将个人际遇融入宏大时空，既流露晚年的凄凉，更彰显士人忧国忧民的情怀与孤傲不屈的风骨。如果说《登高》是七律之冠，《旅夜书怀》就是五律第一。其孤绝的意境，让人必须仰首叩谢上苍，赐我以诗圣，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