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这种勾当，通常是百姓求办事、小官攀权贵。但如果贵为一国之君，为了一己之私去向臣子们行贿，那就未免太过于荒诞了。然而翻开史书，这样令人咋舌的奇事还真不止一起。

据《宋史·王旦传》记载，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宋真宗赵恒在王钦若等人的怂恿下，企图通过泰山封禅来树立国威、洗刷“澶渊之盟”的耻辱。为此，他不惜炮制“天书”等虚妄的祥瑞来制造舆论。但他深知，当朝宰相王旦刚正不阿、政声卓著，势必会极力反对这场劳民伤财的闹剧。

为了排除王旦这个最大的障碍，宋真宗特意将他召入宫中饮酒。君臣相谈甚欢，散席时，宋真宗赐给王旦一壶酒，意味深长地嘱咐道：“此酒极佳，爱卿可带回与妻儿共饮。”王旦将酒带回家中，打开一看，发现壶里装的哪是美酒，分明是满满一壶价值连城的珍珠。

面对这份心照不宣的“厚礼”，王旦深知皇帝封禅的决心已不可动摇。在“拿人手短”的心理重压下，他对封禅之事不再持异议，甚至带头奏请宋真宗前往泰山。次年，封禅大典得以顺利举行。

宋真宗自编自导的这场闹剧，不仅靡费国力，更让封禅从神圣的国家大典沦为政治秀场和历史笑柄。元朝脱脱等人在编修《宋史》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及封禅之议起，而真宗之政衰矣。”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更是严厉批判道：“真宗之世，天书降，封禅行，举国如狂……真宗之愚，至于此极！”

历史的荒诞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到了明朝，皇帝在通过“行贿”满足私欲方面，更是将尺度推向了新的高度。

明代宗朱祁钰在“土木堡之变”后临危受命，但他坐稳皇位后，便动了废黜侄子朱见深、改立亲生儿子朱见济为太子的念头。

废立储君事关国本，朝野阻力极大。据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在其所著的《国榷》中记载，为了打通关节，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朱祁钰派太监兴安私下向内阁重臣“送礼”：首辅陈循、次辅高穀各得白银一百两，其余阁臣各五十两。

在真金白银的开道下，原本强硬的大臣们纷纷选择了妥协。在随后的朝会上，面对皇帝的易储提议，收过银子的大臣们无人再出面反对，吏部尚书王直等人虽心中愤懑，也只能在皇权的强压与现实的无奈下保持沉默。最终，朱见济被立为太子。

然而，这场用金钱铺路的易储之举，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

朱见济在被立为太子仅一年半后便不幸夭折。更为致命的是，这种破坏政治规矩的行贿行为，严重透支了朝廷的信誉与纲常，也为后来景泰八年“夺门之变”的发生、明英宗复辟后的政治清算埋下了伏笔。朱祁钰费尽心机布下的权力大局，最终随着儿子的早夭和政变的发生而彻底崩塌，他本人也被废为郕王，死后都未能入葬帝陵。

透过历史的风烟，回望这些尘封的史料，我们在荒诞的闹剧深处，感受更多的是一丝丝刺骨的寒意。它无情地揭示了一个道理：没有制度作保障的人性是经不住考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