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的一个早晨,山西晚报·山河+记者踏上开往临汾的火车。薄雾未散,临汾西站出站口,两位老人的身影格外醒目。86岁的刘国柱头发花白,手中举着一本书,和年逾花甲的王兆元快步穿过人群,迎了上来。
刘国柱曾当过山西广播电视台临汾站站长,他是王兆元的好友。一见面,他就拉着山西晚报·山河+记者的手说:“兆元这20多年,为了收三晋的史志资料,跑断了腿、花光了钱,这份执着,值得所有人敬佩。”
一旁的王兆元,正是临汾市三晋史志博物馆的创办者。这座位于临汾市尧都区文化艺术中心的博物馆,是全国首家非国有方志博物馆,1000平方米的场馆里,藏着41000余册(件)史志资料,从明代洪武年间的《平阳志》孤本,到抗战烈士名录、清代宗谱,都在这里安了家。
为何会建一座博物馆?见到王兆元,山西晚报·山河+记者问出了第一个疑惑。他说:“就想给‘老宝贝们’找个家,让史料有一个可以存放的地方,让三晋的根脉留下去。”
新世纪初,王兆元参与了临汾市建设局内部刊物《临汾市城乡建设》《临汾市城乡建设者风采》《临汾市城市建设辉煌》三部著作的编辑工作。为此,他以近3年时间,踏遍临汾的街巷村落,走访数十位城市建设亲历者,一点点搜集城市变迁的史料。这三部凝聚着他心血的著作于2006年之前相继出版,成为记录临汾城市建设历程的珍贵资料。
王兆元与方志的真正缘分,始于2005年。那年,临汾市政府启动《临汾市志》编修工作,要求市建设局依照行业编修规范,收集、整理、提供《临汾市志·城市建设篇》资料。按照科室职责分工,这项重任落在了王兆元肩上。接着,当时的省建设厅也同步下发“关于编撰《山西省志·城乡建设卷》的通知”,面对两项内容相近的任务,王兆元大胆提出建议,直接启动《临汾市城乡建设志》的编修工作。
就这样,王兆元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该项工作中。他泡在图书馆、档案馆整整一个月,翻遍明清、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馆藏文献,却发现临汾城建史料寥寥无几:无完整的城建规划记载,无翔实的街巷变迁记录,更缺民间留存的城建轶事,零散的资料远不足以支撑起一部承载临汾五千年文明的专业志书。
看着空空的资料台账,王兆元满心愧疚与焦急:“如今我们查史料已这般艰难,再过数十年,这些仅存的资料只会更难寻觅。如若不能抢救、传承这些史料,必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历史断层,既愧对脚下的土地,更愧对子孙后代。”
这份愧疚,让王兆元开启了从民间收集资料的初心。从此,临汾东关的旧货旧书市场,成了他下班后的必去之地;线上旧书网、城区古玩店、废品收购站,甚至偏远乡村,都留下了他奔波的足迹。起初,他的收藏仅围绕城建史料,后来又发现,地方史志是完整的文化体系,收藏版图便不断扩大,从临汾本地方志,延伸至山西全省史志典籍,再到全国城建史料;从官方府志、县志,到民间家谱、报刊,每一份与三晋历史相关的史料,在他眼中都是无价之宝。
寒来暑往7载,他如一位执着的历史寻宝人,将寻获的史料妥善保存、分类建档,生怕有丝毫损毁。2015年8月,他参与编修的《临汾市城乡建设志》正式出版,填补了临汾城市建设史的空白。而此时,收集、保护方志资料,早已成为他融入血脉的追求。
王兆元的家,是他守护史志的起点,也藏着一段家人相伴、共守文脉的动人故事。曾经,这里堆满了史志典籍、古籍卷册,家中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退休后,他的心思全扑在方志上,退休金一分没给家里,全砸进了收古籍、办博物馆里。”王兆元的爱人谈起老伴,语气里有嗔怪,更多的却是心疼。最难的时候,家里差点卖掉房子,她无奈变卖了自己早年间陪嫁的黄金首饰,凑钱支撑丈夫的事业。
2023年,博物馆筹备数字化录入,房租、贷款、修复材料的费用接踵而至。王兆元的工资已无法负担高额的投入,博物馆运营濒临崩溃。当他提出抵押房产贷款时,爱人哭着反对:“一把年纪了,还不上贷款,老了连个家都没有,日子怎么过?”但她终究不忍见丈夫彻夜难眠,还是选择了支持。
坐在一旁的王兆元,手指摩挲着茶杯,低声叹道:“苦了家里人了。”但话题转向散落的方志、濒危的文献,他的眼神骤然亮起,语气重归坚定:“但我始终觉得这事有意义,历史不能断,家乡的记忆不能断,咱们得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让爱人真正理解他的是一次整理藏书的偶然发现。她翻开一本《赵城风云人物录》,赫然看到姥爷张魁顕的名字——这位早期中共地下党员、牺盟会成员,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牺牲,连一张照片都未留下,却被郑重记录在丈夫整理的志书里;而公公参加忻口战役的事迹,也清晰在册。那一刻,她终于明白,丈夫守护的从不是一堆“破书”,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是千千万万人的根脉。
“大不了日子苦一点,我陪他一起扛。”王兆元爱人嘴上也会时常抱怨,但只要有空,她还是会默默帮助王兆元整理文献。
2019年,王兆元在临汾木材巷找到一座580平方米的四合院,仿古式二层小楼,青瓦白墙。他靠退休金支付每年上万元的租金,将家中万余册志书搬了进去,取名“临汾晋山书院”,这是他为史志资料找到的第一个“家”。
“晋山暗含三晋之意。我心里,一直住着‘山西’二字。”如今这里虽不再是主馆,却留存着王兆元无数难忘的回忆。
在这里,志书第一次有了真正的落脚地,王兆元举办了无数场文化研讨、公益讲座,邀请史志文化名人交流,也迎来了博物馆发展的关键节点。2021年6月,11位山西省方志、文博界专家学者齐聚小院,举办“书院转升民营博物馆”可行性研讨会,为他指点迷津,也让他坚定了创办正规民营博物馆的决心。
回望20余载淘书之路,每一本志书背后,都藏着一段难忘的故事。王兆元曾在旧书摊磨了半个多小时,最终买下民国版《临汾县志》;老李赊给他清代《苏堡刘氏家谱》,他卖了废纸壳凑钱付款;老张从废品站废纸堆里翻出《安泽旅省同乡会》创刊号,骑三轮车十几里送给他;为淘明代洪武版《平阳志》,他攥着退休金坐硬座去北京潘家园,在旧书摊间穿梭一整天,最终如获至宝般将孤本护在怀中。
这条路,满是艰辛与遗憾。王兆元曾因淘书摔断胳膊,吊着绷带依旧坚持整理文献;也曾因弄丢精心挑选的古旧书籍而心痛不已。王兆元总说,那些被称作“破烂王”的旧书摊摊主,是他淘书路上最可靠的“同盟军”。
2022年春节刚过,王兆元揣着申报材料,第一个出现在临汾市政务审批大厅。仅一个多月,经省、市两级文物部门审核考察,“临汾市三晋史志博物馆”正式获批,这座木材巷小院,也成为全国首家省级非国有方志博物馆的诞生地。得知消息的刘国柱第一时间赶来道贺,他摸着馆里的志书册籍,红着眼眶说:“盼了这么多年,这些三晋的‘老宝贝’终于有了正式的家,兆元的20多年,没白熬!”
2026年,临汾市尧都区委、区政府作出重大决策,将新落成的尧都区文化艺术中心1000平方米场馆无偿提供给博物馆设立专馆,为这座民营博物馆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走进新馆,五个展厅依次排开,分别是古籍方志陈列厅、新中国方志陈列厅、地情文献陈列厅、数字方志体验厅、方志经典鉴赏厅。41000余册(件)史志资料静静陈列。这些藏品以山西史志文献为核心,涵盖中国历史、山西地方志(含行业志、部门志、企业志、专业志)、中国城市建设专志、山西村镇志、山西地方年鉴、三晋红色文化、三晋地情文化、三晋人物传记、三晋宗氏家谱、三晋艺术画册、地方报刊杂志、临汾音像资料、山西文史资料等16大类,从洪武《平阳志》、康熙《平阳府志》等稀缺孤本,到《山西抗战记忆》、早期《山西政报》,再到清代宗谱、民国创刊号,每一件都承载着岁月的沉淀,诉说着三晋大地的悠悠往事。
馆内还建成了全系列山西省数字方志库,为史料查阅提供了便捷高效的数字化支撑。数字化的建设,让尘封的史志“活”了起来,也让三晋历史以更便捷的方式,走进更多人的心中。展柜旁,参观者可驻足细读,也可以登录电子查阅平台,一键检索百年风云人物与历史事件。
如今,博物馆已形成“政府引导鼓励、民间投资主创、多部门联动合作、资源利用共享”的创新发展模式,成为临汾推进“博物馆之城”建设的标杆。
从家中的方寸之地,到木材巷的四合小院,再到尧都区文化艺术中心的现代化场馆,20余载风雨兼程,王兆元历经坎坷,却从未动摇守护史志的初心。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家有万贯,不如藏书一阁”的价值理念,也书写了一位普通山西人深沉的家国情怀。而这座小小的民营博物馆,就像一颗火种,让尘封的史志资料重焕生机,也让三晋的历史文脉,在更多人的守护中,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