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县一所学校门口的办公楼一层，是民间收藏家王艾甫的工作室，有展厅，有办公室，有资料室，还有卧室。条件虽简陋、紧凑，但一张张泛黄的字笺、图片，让这里充满沧桑、厚重的味道。

10月22日，山西晚报·山河+ 记者来到工作室的时候，王艾甫老人正在和工作人员整理档案。

王艾甫老人今年85周岁，前些年中风脑梗，现在手抖得厉害，腿脚没有力气，站起来整个人颤颤巍巍的，但凡走两步就需要拐杖，二三十米以上的路程，则依赖轮椅。

即便如此，他的脑子一刻也没停，每天保持高强度的工作。他说，他在和时间赛跑。

山西的民间收藏界，无人不知王艾甫。王艾甫是左权人，18岁参军，退役后在山西省检察院工作，直到退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少年的他就开始收藏，藏品数量大、品类全。他倾尽一生积蓄，省吃俭用，戒掉烟酒，工资几乎全投入收藏中。

因为年轻时参军入伍，加之家乡是在革命老区左权，王艾甫尤其钟情收藏抗战物品和史料。

他遍访全国十余省市、千余村庄，所得藏品涵盖抗战文献、实物、地图等。其中有左权将军下令绘制的地图，有晋冀鲁豫边区改辽县为左权县的通令，有《小二黑结婚》原型人物判决书，每一件都是珍贵的史料。

几十年间，这些史料可以用“不计其数”来形容，王艾甫老人自己也很难说出到底有多少件。

年纪大了，身体远不如从前，他最惦记的事是把这些纸质藏品扫描录入电脑、编号、分类，以便留存传世。这几年，工作室陆续请了13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帮忙，现在仍在忙碌的工作人员是2020年来的何美芳、2018年来的王青，志愿者是60多岁的李树华等。

李树华退休前是左权县文化馆馆长。他说，他和另外3人这几年都在帮王艾甫整理资料，因为都是老头，大家自称为“五位大爷”组合。其中，王艾甫年纪最大，是“大大爷”，他最小，是“五大爷”。他这个“五大爷”的主要工作是审校，比如遇到生僻字、繁体字，有人不认识，就找他看看。

王艾甫（左）和王青在核对资料。

王艾甫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它时间闭门不出，都是在工作，每天都在6个小时以上。整理、扫描、核对、分类，一件一件来。手抖，就慢一点；眼睛看不清，就凑近一点。他不肯停。

为什么这么急？他说，怕辛辛苦苦收集来的这些文献、图片，将来有一天发挥不了作用，或者弄没了，所以，转成电子档案，数据就可以复制、可以传播、可以永远留着。

王艾甫的收藏观很明确：不是放家里等升值，要放进展馆让所有人看见。

关于收藏，王艾甫还做了一件大事：捐了一整座抗战纪念馆。这座纪念馆叫辽县抗日战争纪念馆，在左权县城，是2009年王艾甫自筹资金创办的，并免费向社会开放。

2017年5月23日，他把抗战文献资料11224套、实物2577件、固定资产1132件，连同整座房产，一起无偿捐献给左权县。

有人不理解：一辈子的心血，怎么说捐就捐了？他说：“我要让藏品发挥应有的社会效益。”

山西晚报·山河+ 记者走进位于左权县西关街的辽县抗日战争纪念馆，这里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翻开门口的游客登记册，仅仅10月以来，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有。

辽县抗日战争纪念馆外观。

门口处的一台印刷机非常醒目，可以说是镇馆之宝。抗战期间，它翻印了《论持久战》《游击战》等伟大论著，还印刷了晋冀鲁豫党刊《战斗》《胜利报》以及《小二黑结婚》等文化宣传品。这些红色印刷品当时曾唤醒民众、鼓舞人心，坚定了大众抗日的信心。

辽县抗日战争纪念馆里的红色印刷机。

纪念馆里有多个展厅。全民抗战厅陈展着《牺牲救国报》《战勤证》《入伍证》《退伍证》等，每张证件都映射出当年辽县军民抵抗外侮的民族气节。抗战实物见证厅，有辽县老百姓为战士们做的军鞋、送粮食的独轮车，还有土枪、大刀、马灯等实物，让参观者仿佛能看到全民抗战的岁月。抗战忠魂厅，共刻录有辽县当年300多个村落的1200余名抗日烈士的英名。侵华罪证厅陈展着日军侵华的出版物和遗留物，向人们再现其罪行。

纪念馆捐出以后，他还牵挂着。时不时要去走走看看，给参观的人讲讲具体细节，直到近两年走不动路，才去的次数少了。

王艾甫捐赠的义举一直在继续：2024年6月，将太原战役阵亡通知书、烈士文献资料18套，以及抗战时期珍贵文物藏品163件，捐献给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让这些珍贵资料发挥最大的作用。同年，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捐赠电子文献一万余页。2025年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又捐赠《民气》杂志等实物文献8件300余页。这批资料以“王艾甫私人珍藏太行文献专题库”形式在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上线，免费供公众使用。

“这也许就是我的使命，必须让他们都找到亲属，让忠魂安息。”王艾甫说，让烈士们回家是他最大的愿望。

王艾甫说的“使命”缘于30年前的一次收藏。1996年，他在太原的古玩市场发现4本解放太原战役中牺牲的官兵登记册，上面记载了866名阵亡烈士的姓名、籍贯、年龄、牺牲时间和地点等。

最让他震惊和心痛的，是84份《阵亡将士通知书》，这些本应是发给烈士亲属的，但可能在部队转移中遗失到民间，导致没能发出去。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亲人还不知道……

王艾甫当过近20年的兵，也有战友牺牲在当地，没有回来。“当时，我就觉得，应该给这些烈士找到亲属，这样才完整。”王艾甫借钱买下这些材料，开始了给烈士寻亲的工作。

王艾甫展示了一张太原战役阵亡将士通知书复印件，是湖南烈士孟庆于的，英勇事迹一栏内，写有“动作很快 英勇顽强 完成任务”。王艾甫介绍，这样的评价非常简单，却又很深刻，很多烈士只有几句类似的评价。

当时，王艾甫为了找到名册上的烈士，想了两个笨办法：第一个是跑遍太原市的烈士陵园，与3900个墓碑上的名字一一核对，却发现只有寥寥几个名字相同。第二个是，按照通知书上的籍贯和姓名，给当地民政部门写信核实，结果多数是“查无此人”。

名册上，还有很多烈士只有姓名，没有籍贯，没有家庭信息，甚至连生卒年月都无从查证。为了捕捉蛛丝马迹，他背着名册辗转二十余个省份，跋涉数十万公里。坐绿皮火车、走乡间土路，满怀期待奔赴一个个村镇，走访老人、翻阅旧档案，很多时候满怀希望而去，最后只能带着失落返程。

后来，他又专程找到山西省军区党史专家，根据阵亡通知书的装订方式、印章、纸张和墨迹，判断确实是当时的阵亡通知书。他还拜访了一位太原战役的亲历者，是一个政委，政委见到这些阵亡通知书，哭着说：“他们都是我的战友啊！”

这场艰辛的旅程中，王艾甫最先帮湖北省云梦县双郝村的郝戴虎烈士找到亲人。

2005年6月，时为武汉晚报的记者汤华明来太原参加“抗战故里寻访”活动，王艾甫和汤华明一见如故，他拜托对方，称自己手里有11位湖北籍的烈士名单，希望帮助找到亲属。

汤华明通过实地探访，在当地公安、民政部门的协助下，找到了烈士郝戴虎的堂弟。当汤记者通知王艾甫时，老先生激动得话音发颤，9年了，终于找到第一位烈士的亲属。

2005年11月，王艾甫前往湖北云梦县，将烈士阵亡通知书送到郝戴虎亲属手里，当地村民盛情接待了王艾甫，那份阵亡通知书也被亲属摆上供桌。

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有志愿者陆续加入进来，工作也越来越高效，先后又帮5位湖北籍的阵亡烈士找到亲属。

从十几个到几十个，再到后来的201个，其中84份阵亡通知书里的烈士，有52位找到了家属。

30年来，湖北、内蒙古、甘肃……王艾甫的足迹踏遍全国十几个省市，行程达50万公里，他为烈士找寻亲属或者为亲属找寻烈士墓地，让烈士魂归故里。

有人称，电影《集结号》的主人公谷子地就是以他为原型拍摄的。山西晚报·山河+ 记者向他核实此事时，他谦虚地表示，只是电影里有他的影子。“可以说，没有媒体的帮助，相关部门的配合，还有一些志愿者的努力，我不可能走到现在。”王艾甫一直心怀感恩。

说话间，王艾甫翻开一本厚厚的寻亲记录本，其中一页记录着：新绛人刘小四，78岁，正在找寻自己的父亲刘党仁，其1947年当兵后，失去联系。母亲带着他改嫁到别的村。他在央视播放的太原战役84份阵亡通知书里，看到父亲的名字，这才找到王艾甫，希望可以找到父亲的安葬地。王艾甫至今在努力，希望可以帮到他。

王艾甫在太原有家，但他长驻左权县，就是为了离家乡、离抗战记忆、离左权将军更近一些。

可以说，“左权”这两个字就是他的精神支撑，他在工作室的走廊布置了左权独立营、左权生平的展板。

坐在轮椅上，王艾甫指着展板上的照片，兴致勃勃地向记者讲起太行人民抗战研究院的石湘涛和李树华等人前往左权独立营的经过。2021年5月，左权独立营赠给他一面复制的旗帜，上面写着“授予山西辽县子弟兵团左权独立营 八路军总部 一九四二年九月”。他说这面旗非常有意义，要“宣传好左权将军，让红色文化在左权大地传唱开来。”

说起左权独立营，王艾甫非常激动。

在王艾甫工作室内，各类资料异常庞杂，专题也是分门别类进行统计。记者随意翻动，专题有左权县抗战英烈名录、中国历史风俗图、县志、赵树理研究、有关改革开放的报道、国防教育宣传画、有关奥运的报道等。“五大爷”李树华一再说，这里放的资料只是一个小角，王老师的收藏真当得起“汗牛充栋”。

“我们俩都是被王老的精神感动，也愿意跟着他一起把这项事业继续干下去。”王青介绍，截至目前，他们整理的专题有28个，电脑容量已经数据化整理达到8000G。尽管如此，毕竟数量太多了，接下来他们和王艾甫的工作依旧紧张，不敢懈怠。

这么大年纪了，这么拼是为什么？面对记者的提问，王艾甫先是陷入沉默，后来表示，辛辛苦苦收集来的各种文献资料、图片，是我们这片土地的历史，一定要让年轻人知道。

“所以，一定要把这些资料都整理好，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王艾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