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辰本与山西：一本书的百年漂流

三晋红楼梦学会会员  刘慧林

说起《红楼梦》的版本，行家都绕不开一个名字——甲辰本。这本因卷首“甲辰岁菊月中浣梦觉主人识”一序而得名的抄本，在红学里的地位很特殊。它写定的时间是乾隆四十九年，也就是1784年，正好是曹雪芹去世二十年、程伟元和高鹗活字印刷本问世的前七年。它是目前发现的最早通篇把书名写成“红楼梦”三个字的八十回完整抄本，也是连接早期脂评本与程高刻本的关键桥梁。

但很多人不知道，这本对红学研究至关重要的书，跟山西有着极深的缘分。它不仅是1953年在山西赵城被发现的，它的作序人很可能也是一位山西文人，甚至它的删改风格，都隐隐透着晋商流通书籍的影子。可以说，若没有山西，甲辰本也许至今还蒙尘在某个角落，红学史也要改写好几页。

一、谁园里的八函旧书

故事要从1952年说起。那一年，山西赵城（今洪洞县赵城镇）的一位藏书家后人张小衡，给山西省政府写了一封信。信里说，父亲张瑞玑生前建了一座“谁园”藏书楼，积攒了十万卷书，如今愿意无偿捐献给国家。

张瑞玑这人，在民国初年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是光绪年间的进士，早年加入同盟会，当过山西财政司长，还参加过反曹锟贿选。晚年他回到老家赵城，建了这座谁园，自嘲“谁园”就是“吾园”，意思是这园子也不知到底归谁，透着一股看透世情的豁达。他在世时，谁园藏书，号称五万卷，到去世前已经积攒到十万卷，是晋南最大的私人藏书楼之一。

省里接到信后很重视，派了文教厅的崔斗宸副厅长亲自去赵城接收。书运回太原后，由山西省图书博物馆整理编目。在子部的书目里，第105号赫然写着：“抄本，《红楼梦》，四十册，八十回。”

当时负责这件事的山西省副主席王世英，正好是洪洞人。他深知这批书的价值，1953年晚秋，他去北京开会，特意把这套《红楼梦》带在了身上。到了北京，他把书交给了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郑振铎一看，眼睛亮了，这正是红学界苦苦寻找的早期抄本。他立刻转交给了正在校勘《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和编撰《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的俞平伯。

俞平伯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道，1953年晚秋，他从郑振铎在团城的办公室里，带回了两包旧本《红楼梦》，其中就有这个从山西新得的甲辰本。书还是原封不动的样子，连原来的旧标签都在。在校勘记里，俞平伯把这个本子简称为“晋”，注明“近在山西发现”。这就是后来学界也有人把甲辰本叫“脂晋本”的由来。

如果没有张瑞玑当年的收藏，没有张小衡的开明捐献，没有王世英的亲自护送，这本甲辰本可能至今还躺在“谁园”的某个角落里，或者早就散佚了。山西的这一“献”，是甲辰本学术生命的起点。

二、梦觉主人是山西人吗？

甲辰本最神秘的地方，是卷首那篇序言的署名——“梦觉主人”。这位“梦觉主人”到底是谁？红学界吵了几十年。

过去有两种主流说法。一种是“高鹗说”，认为这个梦觉主人就是程甲本那个续书的高鹗，因为他想掩盖自己续书的痕迹，所以弄个假名字。但这个说法漏洞很大，因为梦觉主人在序里说，书应该“留余不尽”，让读者自己去回味，而高鹗在程甲本序中却说遗憾书没写完，要补完才痛快，两人的想法完全相反。

另一种是“书商托名说”，觉得“梦觉”这名字太应景了，就是为了配合《红楼梦》的书名，随便编的。

但近几年，山西的学者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新看法：这位“梦觉主人”，很可能就是乾隆年间的一位山西浮山籍官员——张道渥。

张道渥，字水屋，号梦觉，晚年自号“梦觉草堂主人”。他生活在1757年到1829年，正好是甲辰本出现的那个年代。他当过广西河池知州，也在扬州做过两淮盐运分司运判。乾隆甲辰年，也就是1784年，他正在扬州任上。

这就对上了。扬州是当时《红楼梦》流传最盛的地方，也是文人雅集的中心。张道渥也是个画家，交游极广。朝鲜的使臣金正中在《燕行录》里就记载过他：“水屋，太原人，名道渥，号梦觉。”这里的“太原”是外邦人的一个泛称，实际指的是平阳府，也就是现在的临汾一带。

更直接的证据在张道渥自己的画作和诗文里。他有一幅画叫《溪山草堂图》，是给他的朋友、山西平遥人阎泰和画的。画上的题款是：“辛亥新春试笔为墨园侍御大哥作于燕台梦觉草堂灯下。”这里明明白白盖着“梦觉草堂”的印章。他还给朝鲜使臣朴齐家写信，落款也是“梦觉草堂寄”。山西介休的进士刘锡五在诗里也写：“招我梦觉之蘧庐”，说的就是去张道渥的“梦觉草堂”喝酒吟诗。

把这些线索串起来，画面就清晰了：1784年秋天，张道渥在扬州，手头有一部《红楼梦》的抄本。他读完了，有感于“红楼一梦”，就在扬州官署里写下了那篇“梦觉主人序”。后来他老了，告老还乡，把这本书带回了山西浮山老家。浮山离赵城很近，书就这样在晋南流传开来，直到被张瑞玑收藏。

当然，这还只是个假说，不能完全定论。但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为什么一本写于北京，刊印于江南的书，最后会流落到山西？因为它可能本来就是山西人当年带回去的。

三、山西红学的“梦觉”脾气

山西和《红楼梦》的缘分，不止于藏了一本书。在红学史上，山西学人有着自己独特的脾气。

提起早期红学，大家都会想到蔡元培的索隐、胡适的考证、俞平伯的辨伪。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运城人景梅九在1934年出版的《石头记真谛》，也是开山之作之一。景梅九虽然也搞索隐，但他更看重“梦”和“真”的哲理。他不主张把《红楼梦》死死钉在“反清复明”的政治密码里，而是认为书里有更深层的幻灭感。

这种气质，和甲辰本序里那种“留余不尽”的态度，有一种微妙的契合。甲辰本的序作者反对过度解读，主张让读者自己去“凝思入妙”。这种不钻牛角尖、看重感悟的学风，在后来的山西红学研究中一直延续着。

到了现代，山西学者卫洪平在2019年通过挖掘档案，把张瑞玑献书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他发现，当年山西省图书博物馆在整理“谁园书目”时，其实已经注意到了这本《红楼梦》，还在旁边备注了“由崔厅长交王副主席带往北京”。正是这些扎实的文献功夫，让甲辰本的发现史不再是模糊的传说，而变成了清晰的历史记录。

2025年，侯钧才进一步考证“梦觉主人”就是张道渥，把山西红学对甲辰本的研究推向了高潮。从景梅九的哲理阐释，到卫洪平的文献考证，再到侯钧才的作者索隐，山西学人一直在试图回答“甲辰本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他们不盲从权威，而是从本地的史料出发，一点点还原历史的真相。

四、晋商与小说的流通密码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文人雅士身上移开，看看当时的经济背景，会发现甲辰本的一些特点，其实跟晋商的生意经有关。

甲辰本有个显著特征：它删掉了很多脂砚斋的批语，删掉了很多北京方言的虚词，还把回目改得更文雅、更通俗。红学家王佩璋当年就说过，这种删改，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卖钱”。过去抄书是为了卖钱，为了省工，就偷工减料，把那些看起来“没用”的批语和口语删掉，让书看起来更干净、更好卖。

这种“市本”，也就是面向市场流通的本子，是怎么跑到山西来的？

这就得说到乾隆年间的晋商了。那时候，晋商遍布全国，尤其是在扬州，他们掌控着盐务，富甲一方。在汉口、在北京的大栅栏，到处都有晋商的票号和店铺。这些在外经商的山西人，需要文化消遣。他们雇人抄书，不是为了搞学术研究，而是为了看个热闹。所以，抄手们会把书里的方言土语改掉，把太粗俗的话删掉，把回目弄得更对仗工整，这样才符合商人和市民的口味。

甲辰本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在扬州被“加工”过的本子。张道渥在扬州做官，身边围着一群晋商和文人，他手里的这个本子，可能就是从书坊里流出来的。后来，这个本子随着晋商的往来，或者被张道渥本人带回了山西。

张瑞玑是怎么得到这本书的，目前没有确切记载。但谁园里的十万卷书，很多都是山西本地旧藏。在清朝晚期到民国初年，山西的士绅之间，书籍的借抄、赠送、买卖非常频繁。甲辰本从浮山到赵城，很可能就是在这种士绅圈子的流转中完成的。

所以，甲辰本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版本，它也是清代中期小说流通史的一个标本。它告诉我们，《红楼梦》在当时不是只在北京的文人圈子里打转，它已经通过晋商这样的商业网络，流向了全国，流向了山西的乡间。

五、结语：书在晋土，觉在甲辰

回头看甲辰本与山西的这段缘分，就像一部精心安排的戏剧。

在晋南的士绅圈里流传了一百多年后，它被藏书家张瑞玑收进了谁园。又过了几十年，张瑞玑的孙子张小衡，把书献给了国家。山西省的领导王世英把它带到北京，交到了郑振铎和俞平伯手里，这才让它重见天日，成为红学研究的基石。

甲辰本的价值，在于它卡在了《红楼梦》从手抄本向印刷本转变的关键节点上。它证明，在程伟元、高鹗印刷出版之前，已经存在一种删掉了大部分批语、文字更通俗的“红楼梦”抄本。程高本前八十回，很大程度上就是参考了这个版本。

而山西，在这个节点上，扮演了“保管者”和“揭秘者”的角色。书在晋土，觉在甲辰。那场二百多年前的“红楼一梦”，最终在山西这片土地上醒了过来，让我们看到了这部巨著在流传过程中最真实、最生动的一面。这不仅是山西的骄傲，也是中国古典小说流传史上的一段佳话。

作者简介

刘慧林，1967年生，山西娄烦人，北京科技大学硕士，机电专业高级工程师，现任教于太原工业学院。业余喜欢诗词、红学、文史研究，收藏书籍与连环画上万册。曾担任大中华诗词论坛副站长兼诗词理论版首席版主，现任三晋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