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百年来争论不休。

鲁迅评价该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足见其包罗万象，异常复杂厚重。但一部书，无论如何复杂，如何将“真事隐去”，策书者总是希望后人能够读懂她，会设法将解读方法与途径泄露后人。

笔者三十余年研读该书，总算探寻到一点门道。其实这个门道，在胡适先生那里已经显世，在俞平伯、周汝昌等前辈面前已昭然天下，并引起了重视与传播。皆因该书初创时环境恶劣，不得已用五色护体，移云雾笼罩，采风月迷人，所以她注定不是一代人能探寻清楚的，需要几代人前赴后继，需要信息时代特殊机遇，需要更多闭目禅坐与宁静的功力。

这门道，就在胡适1927年收藏到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因楔子末“至脂砚斋甲戌抄曰重评”之语，简称“甲戌本”。胡适称其为“海内最古石头记抄本”，周汝昌称“甲戌本是国宝”，冯其庸参加首次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发言题目是：论甲戌本《凡例》。

《凡例》是甲戌本一大特色，道出了破解红楼梦的方法。

胡适之前研究者，均未见到此本。冯其庸说“《凡例》不合体例”。就是说这个《凡例》，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放在书的前面，用来说明书的内容、主旨和编写方法” 的一般文字。本人反复琢磨，发现它类似于周朝史书前的“发凡言例”。晋，杜预注释《春秋左传》说“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

“仲尼从而修之”正是指孔子作《春秋》，亦在这个规则之下。唐孔颖达《春秋左传》言“发凡言例，则例必在凡……若有例无凡，则传有变例，如是则推寻变例，以正褒贬。”他告诉我们，《春秋》史记，恰逢周朝“礼崩乐坏之际”，既要遵循礼制“发凡言例”，又有创新，以“变例”应对时局之恶，圣人目的是“扬善除恶，以正褒贬”。

明末清初改朝换代，历史同样进入“礼崩乐坏之际”，如何记载这段历史，躲过“文字狱”明枪暗箭，《红楼梦》正是此种恶劣环境下创造的“别样史记”。对此，作者与批者，在文本和批语中均作了安民告示：第一回开篇有“讬言将真事隐去”，第三回“雨村谋职”处连作两条“春秋字法”之批，第八回“秦可卿出生”处批出“自养生堂是褒中贬，后死封龙禁尉是贬中褒”；可卿“性格风流”处批出“春秋字法”。至此“春秋字法”，在批者笔下连出三次。中国有句老话，事不过三。凡过三者，必有特别用意。在庚辰本四十五回“惜春作画”处，又有“春秋笔法”之批，其后“宝钗身上”连出“春秋字法”、“春秋笔法”两条批语；四十二回宝钗说黛玉“颦儿这促狭嘴，用《春秋》的法子，将市俗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四十三回批语更为明白，说“一部书全是老婆舌头，全是讽刺世事，反面春秋。”如此反复提点春秋字法、春秋笔法、春秋法子与反面春秋之语，正说明：作者与批语者策划“重评与再评”，不是把《石头记》当作一般小说，而是效仿圣人“春秋笔法”，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史记”模版文体，可谓“别样史记”。

“《春秋》法子，又称《春秋》笔法”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如是注解。戚廖生《石头记》序言说，该书“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甲辰本红楼梦》梦觉主人序“思上古之书……有春秋、尚书、志乘、梼杌，其事，则圣贤齐治世道兴衰。”由此知该书如“春秋、尚书”等史家之作，专记王者与朝廷的大事要事。

甲戌本正是效仿圣人“礼崩乐坏之际”的思维方法，记载清初截止乾隆朝的重大历史冤案。只要静下心来，一点一滴，慢慢解读《凡例》与批语，就会首先打理清楚该书前面的基础部分，明白《风月宝鉴》《小红楼梦》《金陵十二钗》《石头记》各自范畴，进而归纳出该书的记事方法、求证之道，以及“点睛”之绝妙技巧，推得历史事件、时间、地点、人物等史记要素。

因篇幅所限，此文只能蜻蜓点水般介绍此等 “别样史记”之法。为便于解读此文，将《凡例》图照、并原文摘抄如下：

“红楼梦旨义”原文摘录如下：

红楼梦旨义  是书题名极多，一曰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又曰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

此三名，皆书中曾已点睛矣。

如宝玉做梦，梦中有曲，名曰红楼梦十二支，此则红楼梦之点睛。

又如，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錾“风月宝鉴”四字，此则风月宝鉴之点睛。

又如，道人亲眼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此则石头记之点睛处。

然，此书又名曰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

然通部细搜检去，上中下女子，岂止十二人哉！

若云，其中自有十二个，则又未尝指明白系某某，及至“红楼梦”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钗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

 《凡例》开头，首句是“红楼梦旨义”。旨义，就是要义；又有要旨、旨意，即帝王指令的意思。《红楼梦》一百零四回“贾政与皇帝对话”时，连出六个“旨意”，问答时直接用“旨意”作皇帝代称。由此可解为，旨义就是策书者留给后人的最高指令，或称为指导思想、基本纲领。

接下来，我们依照旨义提点次序，抓住《风月宝鉴》《小红楼梦》《石头记》三个“点睛”指令，寻找并划分出文本中对应“变例”体，亦可称为该书写作的“样板”之体。所谓“点睛”，原意出自南朝张僧繇“画龙点睛”之传说，后人多用来比喻讲话或写文章的关键部位、核心要害之处。下面先说“旨义”中的第一“点睛”。

解读时，“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这句话，至关重要，要提醒自己：这是“旨义”，是指令。那么，它究竟该如何解读呢？

这句话告诉我们：《风月宝鉴》这部书的核心内容是“贾瑞与跛道人的故事”。如此思考，才会把“风月宝鉴”核心内容从全书中划分出来，那就是：第九回至十二回。因为第九回贾瑞从学堂出现，第十二回贾瑞意淫凤姐，经跛道人救治无效，亡故并埋葬，此后再无贾瑞出现。

在这里“贾瑞”这个名字，亦如汉文中的括号：既是《风月宝鉴》核心内容的分界线，也是策书人设定找回“风月宝鉴”这部书的已知条件。贾瑞“起于第九回，逝于十二回”，这就是“旨义”为《风月宝鉴》设定的范围，是《石头记》最初的“模板”之体，即所称《春秋》“变例”之体。

遵循“旨义”给定的已知条件与设定范围，就可以在全书中，锁定《风月宝鉴》的章节。将“九回至十二回”截取出来，拿在手里，反复阅读，熟知文本蛛丝马迹，挖掘内容中的“历史信息”，由此才能理解《风月宝鉴》的“核心、要害”内容是什么？它的正面写什么，它的背面“反面春秋”又是什么？

本人木讷，在此顿足若许年后，才发现这四回内容，没有直接代表事件、时间、地点等符合“春秋”史记要素的信息；只有“贾敬寿日”上演三部剧，可以通过作者的创作年代，间接透露出历史事件。这三部剧是《还魂》《双官诰》《弹词》。

《还魂》是《牡丹亭》中一出，明朝晚期汤显祖作。《三官诰》属于地方戏，作者李初白情况不明。《弹词》是清康熙朝洪升作的《长生殿》第三十八出，有章培恒《洪升年谱》和清王士祯《渔洋山人自撰年谱》、《赵秋谷年谱》、金埴《不下带编》等诸多文献记载。

三部剧考证结果，唯《长生殿》作者，接近清乾隆“甲戌”，且颇多记载。该剧本是江宁织造曹寅付梓出版，至今藏于北京图书馆；更重要的是该剧康熙二十七年出台时，酿成一桩涉及“五十一位”官员学者的重大“文字狱事件”，并有数位高级官员参与，引发皇朝权力之争。

《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康熙二十八年八月记载“梁清标于生公园演《长生殿》，赵执信（秋谷）具柬请客，名流必集。礼科给事中黄六鸿因私愤劾之，谓皇后忌辰设宴张乐为大不敬，请按律治罪。同时被议者五十余人。赵执信（秋谷）诣考功，独承其责，以是削籍罢官。洪升被革国子监生籍。”

中科院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复录此段。结论是：《长生殿》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完成，梁清标（棠村）主持出台，轰动京城。二十八年八月，梁清标于生公园上演，由赵秋谷发放请柬，因佟皇后丧期未满，给事中黄六鸿以“大不敬”弹劾，康熙帝下令处置，使现场“五十一人”受到罢官、下狱、赶出京城的悲惨结局。年轻进士赵秋谷被罢官削籍，终身废置。屈复《弱水集》有《赵大史秋谷》诗云“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诗前序言：秋谷少年登第，风流逸世，以国丧演长生殿新剧罢归，多一时名士有一网打尽之叹。与洪升关系密切的余国柱、徐乾学两位江南相国牵连其中；主持该剧出台的梁清标相国斡旋无效，两年后病逝。由此可知“长生殿事件”后，京城白色恐怖，再无人敢于上演此剧。康熙三十六年商丘宋荦任江苏巡抚，在虎丘上演《长生殿》，从此该剧在江南走红。康熙四十三年五月底，曹寅邀请洪升为《太平乐事》剧作序，在织造府上演《长生殿》，洪升返家时，在乌镇落水身亡，形成交通阻塞事件，曹寅写信邀请赵秋谷出面平息事件，《楝亭诗抄》卷四《读洪昉思稗畦行卷，感赠一首兼寄赵秋谷赞善》，正是记载此事。

该剧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出台，二十八年八月遭祸，在京上演15个月。

当我们从 “发凡言例”的视角，作为“变例之体”去解读《风月宝鉴》这四回核心内容时，凤姐所点“长生殿 弹词”，就成为该书核心内容中唯一历史信息，且该剧初演事件，发生在京城，由皇帝下令处置，涉及六部曹官，这便是典型的“史记”资料。点《弹词》，无疑成为该四回“画龙点睛”之笔。

此四回文，若不点这出戏，便平安无事。若点这出戏，便连带出轰动朝野的“长生殿文字狱事件”，且该剧在京只有15个月上演时间，于是我们便可以推断出如下几条符合《春秋》记史要素的奇妙结论：

凤姐点“长生殿 弹词”的具体时间为：康熙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中午。

理由有三：一是凤姐点戏前在可卿病房说“现在才九月半”，说明寿日为“九月十五日”。二是《长生殿》剧从出台到遭祸，十五个月中唯独一个“九月半”，那就是康熙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三是考文本，设置有三个证据链，可定“凤姐点戏在京城”：六公八侯送礼、张士友入京给儿子捐官、黛玉离京去扬州、苏州看父并葬父。

至此，《风月宝鉴》核心内容中的事件、时间、地点、人物均清清楚楚推导出来。这便是“发凡言例，例在凡中”。所有“春秋”记事元素，均在 “点睛”之笔牵动下，被一一挖掘出来；这就是策书者“发凡为例”，用“旨义”划定异名范围，用具体“变例”体内容，产生的奇妙效果，即“长生殿事件”就是《风月宝鉴》内容中的“反面春秋”。

这则“变例”之体所产生的奇妙效果，是否具有“规律性”呢？接下来将“旨义”另外两个“点睛”也如上程序走一遍，便可验证策书者“发凡言例”，数例均为此效果。

“红楼梦旨义”告知“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所以含有“十二支”的《红楼梦》只能称为：《小红楼梦》。由“点睛”，可以划定《小红楼梦》为第五回内容。因为全书中唯有第五回有“十二支曲”，别的章节没有。将第五回内容复制出来，拿在手里细细把读后，该内容中同样设置有一个重大历史信息，那就是“荣宁二公”嘱托警幻之语：“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年。”

“国朝定鼎，富贵传流百年”是一个变相的历史信息。

定鼎，是新王朝定都建国的意思。旧传大禹铸九鼎，以象九州，历商代至周，作为传国重器，置于国都。《红楼梦》第二回贾雨村“正邪两论”言及近日之“唐伯虎、祝枝山”，皆为“吴中才子”，属于明晚期人物。他俩在世时，京城已由朱棣皇帝迁都于北平，对清朝人来说，这是常识，可作不写之写。依据第七回焦大身世“从小儿跟随太爷们出过三四次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这就是荣宁二公追随清太祖建功立业的情景。所以这个“定鼎”被文本信息限定为清朝定鼎。

再者，第二回与第六回分别批出“女仙外史”与“谐声字笺”两本书，分别出台于康熙四十二年和康熙十六年。再加《长生殿》出台于清康熙二十七年，更确定，这里的“国朝定鼎，富贵百年”，只能是“清朝定鼎”。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清建国于1616年，称后金，1636年改国号为清，1644年入关。由此得清建国百年为“1616年+100年”为1716年，即康熙五十五年。

确定“国朝定鼎，富贵百年”为康熙晚期后，我们对第五回警幻所言“必有生旦净末之别，又有南北九宫之限”的“十二支曲”不但可以定性为戏剧曲子，还可以锁定这一历史空间内的“戏剧目标”。它只能是针对发生在康熙朝的戏剧重大事件——长生殿文字狱事件，以及与《长生殿》有着“南洪北孔”姊妹之称的《桃花扇》事件。

两部剧同出康熙朝，同出国子监，前后相差十年，洪升国子监生20年，孔尚任国子监博士近10年，同遭不幸，因此清朝许多文献，但凡记载至此，便有“南洪北孔”之关联。细考“十二支曲”中《终身误》与《枉凝眉》填词，原本正对洪升，写他与妻子黄兰次，姑舅表亲，青梅竹马，金玉良缘，有 “扇摇扬比翼，衾锦织双丝”之赞。但婚后，洪升仕途坎坷，蹲20年国子监生。“长生殿事件”后避于京畿盘山，与智朴和尚相亲近，在《盘山志》留下诸多诗文。可谓“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洪升二十年国子监生，落此下场，是典型的“终身误”。康熙四十三年洪升落水身亡，抛下了妻子，犹如《枉凝眉》填词“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其人生终是一场悲剧。

《枉凝眉》处有三条眉批，特为《长生殿》而作：1“虚话”；2“徐作‘虚化’”；3徐有尽字。这“徐”指谁呢？“虚话”与“虚化”又是什么意思呢？只有深入研究才会明白。这里的“徐”指徐麟（灵昭）。《年谱》载，洪升因曹寅邀请落水身亡，为平息事件，曹寅在水边搭建诗楼，纪念洪升，请天下友朋前来祭奠并题写挽联；请江南词曲名家吴舒凫和徐麟重新修订《长生殿》，使其成为千古法曲。这个剧本，现存于北京图书馆，剧本填词之上有徐麟对于“曲律”的修订批注114条，吴舒凫对填词的评论570条。“徐作虚化”与“徐有尽字”，正是指徐麟对“曲律”的修订。“虚话”，指吴舒凫所作“评批”之语。但《终身误》处连作两条批语，把“南洪北孔”中的孔尚任牵动了出来，批语写到“读此几句翻厌近之传奇中，必用开场付末等套瘰赘太甚”，又批“语句泼撒不负自创北曲”这是针对《桃花扇》所批。因为只有《桃花扇》的开头有“付末”出场，白话了一大堆“康熙二十三年十二种祥瑞”等，故为 “累赘太甚”。

孔尚任是圣人“64代孙”，于康熙三十八年创作《桃花扇》，轰动京城。康熙三十九年三月玄烨看罢剧本后，遭遇罢官。罢官后，亦如洪升，也去盘山，在《盘山志》留下了诗文和“发愿书”。他曾修订《孔氏族谱》，熟读孔子圣祖文章，讲《论语》驾轻就熟，“作春秋必赖祖传”，对他来说，“春秋法子”就是“祖宗法子”。此时，联想“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之句，又如何推测呢？

《桃花扇》前设“《凡例》16条”，其中第9条驳“南曲艰涩扭挪”，自己所填自然不是“南曲”，而当是“北曲”。所以脂砚斋在《终生误》批语“语句泼撒，不负自创北曲。”是特为牵动“南洪北孔”的《春秋》圣人后裔孔尚任而作。

“红楼梦旨义”第二“点睛”，划分出第五回章节，确定“十二支曲”属于戏剧曲子，设置“国朝定鼎”历史信息点，圈定了特指康熙朝的重大戏剧事件，此实为又一则《春秋》史记，虽为“变例”体样本，则完全满足史记要素。

旨义言：《十二钗》不好考，十二支可考。如果我们将“长生殿事件”中的主要人物洪升、赵秋谷、朱典、查慎行、翁世庸等等一一翻出来，按“十二支”对号入座，自然可以分门别类，得出某某人符合某曲。如此，绝不是仅此文章可以完成的。但经过对“十二支”的锁定，我们对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后题写“金陵十二钗”会有一个划分：十二支是《小红楼梦》内容，十二钗，则属于“披阅增删”后题写，两者需分别解读。

总之，这一“点睛”不仅使《小红楼梦》内容条理出来，亦使曹雪芹所题“金陵十二钗”异名，也清晰起来。

《石头记》这条“点睛”，也是《石头记》的定义，在这里需要铭记旨义中的另一句话“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即石头与道人为“亲见、亲闻”，道人对话时称“石头”为石兄，他们为同时代人。

其后，我们仍然效仿前两例“点睛”，可以在文本中粗略划分出《石头记》的内容：前八回除去第五回、十六回“省亲”部分、十七回至二十八回。也可以说，前二十八回除去前两个“点睛”所牵动的内容以外，余下部分均为《石头记》。在这些内容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每一回均有“石头、石头记”的描述与批语。比如，第一回写石头来历，及与道人对话，第二回“石头”投胎，第三回宝玉摔玉；第四回“宝钗入京”到第八回将“通灵宝玉托于掌上”；第六回开头“待蠢物逐细言来”，这蠢物，便是“石头”自谦。特别是十八回“元妃更衣”处，“石头”亲笔留下自己的独白与感叹：此时自己回想当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凄凉寂寞，若不亏癞僧跛道二人携来，到此又安能得见这般世面”，至“诸公不知，待蠢物将原委说明，大家方知。

二十五回癞头和尚与跛足道人，亲至贾府与“石头”会面，确为《石头记》内容无疑。脂砚批语“有作者与余实实经过”和“石皆能迷，可知其害不小，观者着眼方可读石头记。”所以说，但凡《石头记》内容，是有“石头标志性”文字印记的。

最重要是在划定的《石头记》范围内设置两大关键“点睛”信息：

一是十六回“江南甄家四次接驾”；一是十八回元妃省亲点“长生殿 ”中《乞巧》。

“江南甄家四次接驾”胡适《红楼梦考证》已经论定，即为江宁织造曹寅四次接驾，具体时间为“康熙三十八、四十二、四十四、四十六年”。其后周汝昌等后来者亦认定此结论，这里无需赘述。需要强调一下，在曹寅四次接驾之时，李煦同时四次接驾，且李煦下场更为凄惨。这里特点李煦，是要指出“该书有曹寅家事，但不仅仅是曹家事”，它是国事，是国史。胡适先生最早抓住“四次接驾”，把《红楼梦》历史确定为“曹家家事”有重大缺陷，却为红学历史点亮了一盏灯，此正是考证派百年根本缘由。

关于“元妃省亲”点《乞巧》戏剧，《红楼梦》庚辰本在此作墨批：“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很明显，批语肯定了《乞巧》是《长生殿》中一出。接下来，如前面第一例“凤姐点《长生殿  弹词》”一样，便连带出作者、时代背景，以及“长生殿文字狱事件”。依照第一“点睛”推理方式，只要证明“省亲”在京城，就可以得出点戏的历史时间只能是：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元宵节晚上。

其实，文本叙述备足了在京城的证据链：太监提前看方向，工部官员并五城兵备道打扫街道；当晚“戌初”自皇宫出发，“丑正三刻”回宫等等，足以证明，贾府在京城西街、在皇宫附近，元妃当晚出宫，当晚回宫。宝钗亦有诗句“芳园筑向帝城西”。

读《石头记》内容，我们可以进一步体会出“发凡言例”的妙用与奇特效果。知道其中设置“甄家四次接驾”与“长生殿 乞巧”两个历史信息点，均是《石头记》中“引爆”并连带出“反面春秋”的“点睛”之笔，由此推得精准的历史事件、时间、地点、人物等，变相达到《春秋》史记要素。

经过《凡例》三条“点睛”的牵引，我们划分出《风月宝鉴》《小红楼梦》《石头记》三个异名下的内容，即得出“三个变例”文体。通过“三个变例”体的分辨，且对包括《金陵十二钗》与总体《红楼梦》在内的五个异名有了认识。此犹若《春秋》“三体五例”之状。

划分每个特定“异名”范围并得出对应历史信息，牵连出重大历史事件，成典型的“画龙点睛”之作，此乃史记创新文体，即变例之体。犹如，在一块悬挂的面板中置入一根钉子，前面只“显露”一个点，后面却挂着一串东西，一旦“钉子”拔起，那一串东西便抖落出来，此便是“反面春秋”，便是策书者“发凡言例”的初衷与目的。

甲戌本《凡例》共有五条内容，如上只是用第一条“红楼梦旨义”三个“点睛”寻找和划定出几个特定异名下的内容，揭示《红楼梦》记载历史的方法与技巧，余下四条内容，均有特别用意，篇幅之故，日后再述。

作者：三晋红楼梦学会  张志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