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短史记·那时风云,那些人 | 徐永昌:“我是大同人”
山西晚报·山河+发布时间:2026-10-29 10:14:36


徐永昌在受降书上签字(资料图)。大同市博物馆供图



大同兴国寺北,一根石华表巍然伫立,顶端“朝天吼”仰首长望,历经风雨而筋骨犹存。这是“密苏里号”上代表中国签字受降的一级上将徐永昌之祖坟遗物。


徐永昌生于山西崞县,尚在襁褓中便随父母迁居大同,自此与这片土地结下不解之缘。大同是他人生的起点,他晚年曾在日记中写道:“每见塞北云起,便思兴国寺松涛。”


故园之情,终其一生未曾稍减。


幼年失怙寄云中
樊院栖身铭暖意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腊月十五,徐永昌出生在崞县沿沟村一个贫寒农家。尚在襁褓中,父母便带他迁居大同,父亲徐庆在鼓楼西街粮店做磨倌,全家艰难糊口。迁居不到一年,生母赵氏撒手人寰,父亲续娶张氏。然命运并未因此垂怜,继母所生子女及父亲在数年内相继辞世。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三岁的徐永昌父母双亡,成了一名孤儿。父母去世后无钱殡葬,只得草草寄埋于大同西门外的乱坟滩。他无依无靠,只能流落街头乞食度日。


茫茫人世,举目无亲,所幸天不绝人。徐家虽然贫苦,父亲在世时却极重教育——徐永昌五岁即在父亲指导下读书认字,七岁正式入塾,熟读《四书》《五经》,打下了深厚的旧学功底。更难得的是,大同巡官樊荣在徐家最为艰难时伸出了援手,将他安置在自己的院中。那座位于原李王庙街24号的东耳房,是徐永昌在大同居住时间最久的安身之所,也是他离开大同前最后的容身之处。晚年他在回忆中屡屡提及这段寄居岁月,称之为在困苦中给予他温暖的地方。


徐公援手启戎程
拒战桑梓守仁心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与光绪仓皇西逃,途经大同。武卫左军一营部驻扎于徐永昌打工的车马店,军中一位名叫徐椿龄的师爷随行而至。士兵们初到大同,纷纷外出游玩,无人照料这位年迈的老先生,年少的徐永昌却主动为他端茶递水,殷勤服侍。徐椿龄见他勤恳诚挚,问起身世后颇为动容,便生提携之意,将他收留带离大同,徐永昌从此踏上军旅之路。


从军之初,徐永昌便以自律严谨见长。其他士兵疏于打理,他却常在溪边浣洗衣裳,保持整洁。长官常以此为例训诫部下:“徐永昌只发了一套军服,却比你们发了两套的还要干净整齐。”


从军之后,虽远离故土,桑梓之情却始终萦绕于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命令徐永昌所在部队前往大同镇压革命军。他断然拒绝,称“不忍向父老乡亲开枪”,主动申请留京改任新兵营哨长。


此后十余年间,徐永昌考入陆军大学第四期,从基层军官逐步成长为职业军人,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路总指挥、陇海前线总指挥。1931年出任山西省主席,在阎锡山主导的山西军政格局中,他更多是以阎的代理人身份主持省政。身居高位后,他对大同的关切从未断过。1932年大同县图书馆迁馆,他以省主席身份题词致贺,积极推动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


兴国寺北筑坟茔
白云在望寄乡思


1932年春,徐永昌以省主席身份重返大同。父母亡故已三十余载,当年草草寄埋于乱坟滩中,岁月侵蚀之下坟茔早已难寻。他花费数日多方寻找,终于在兴国寺附近找到当年下葬时留下的标记物——一块青紫色卧牛石。悲喜交集之余,他当即决定在此为父母修建合葬墓,遂向兴国寺方丈购得庙田五亩,动工兴建,至1934年6月全部竣工。


墓地坐西朝东,坟冢呈馒头形,以汉白玉包镶四周。徐父居正中,生母赵氏居左,养母张氏居右。墓前建三开间石牌坊一座,正中横额镌刻“白云在望”四字,借狄仁杰登太行山望云思亲之典,寄托游子对父母的深切怀念。牌坊立柱上刻有徐永昌亲撰楹联“趋庭有训思忠敬,负士余衰蓼莪悲。”上联感念父训,下联自叹未能尽孝,读来令人动容。


牌坊后方立石华表两根,高六米,相距七米,顶端雕“朝天吼”神兽,取守望之意。坟地广植松柏,四季长青。墓北立碑四通,分别为徐永昌撰《访墓记碑》《兴国寺义阡记碑》,以及徐元德《呈大同县政府文》与《大同县政府批第二三二号》刻石。整个墓园命名为“忠厚堂”,取忠孝传家、厚德载物之意。


密苏里舰扬国威
桑梓情深终回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9月2日在东京湾美军“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受降仪式。后勤部门准备为代表团成员制作高档呢料军服,徐永昌当即制止:“不必铺张,把现有的最好的一套熨平即可。”俭朴本色,一生未改。


9月2日上午9时许,徐永昌庄严地在受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从甲午战败到日本投降,整整五十年——这一签,是中华民族半个世纪的屈辱史的重大转折。签字仪式结束后,他对记者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都应该回想过去,假如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


晚年的徐永昌,常对身边人讲“我是大同人”,言语间满是故土情结。这份对家乡的深情,在他身后终于等来了回响。2017年初夏,徐永昌的嫡孙徐良治专程从海外回到大同寻根。在兴国寺附近仅存的华表前,他俯身祭拜,久久不愿离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八十岁的樊荣孙女樊素娟闻讯赶来,两家人跨越百年,再度相逢。徐良治含泪唤一声“樊家姑姑”,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故人与故人、故土与故乡,在这一刻交融为一。


20世纪50年代后,兴国寺徐氏墓园被拆除,原址上建起了现代楼房。昔日两根华表,一根不知所终,另一根立于兴国寺北面的老干部活动中心院内,默默诉说着当年的往事。


今日兴国寺街,人流熙攘、白云悠悠。那根华表,与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一起,守护着历史的记忆。





编辑: 张静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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