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明帝去世以后，汉章帝即位。

次年，三公之一的司空第五伦郑重上疏。他以史鉴今论道：光武帝承接了王莽的乱局，多采用严猛手段治理国家，后代延续成为风气。各郡封国举荐的官吏，多是应付公务的庸碌之辈，罕见宽宏博学的贤才，难以满足朝廷的需求。

陈留令刘豫、冠军令驷协，皆苛刻之徒，施政暴虐，官民怨声载道。而时论反称其“能干”，此实违天意、悖道义。不仅刘、驷二人当惩，举荐者亦应问责。朝廷若能用数位仁慈贤能之士，风气自可转化。

第五伦是东汉名臣，他亲身经历了王莽末年的大动乱，聚众兴兵自保。东汉建立以后，他被举荐到京城任职，打击盗铸钱币，整顿市场，受到称誉。

后来他有机会见到光武帝刘秀，回答了关于治国理政的问题。刘秀对他十分欣赏，尚有诸多问题想听取他的见解，于是就在第二天专门召他前来长谈，一直谈到夕阳落山。刘秀欣赏第五伦的才干，越级提拔，重用他去治理会稽。以后，他历事光武、明帝、章帝三朝，在地方治理上政声颇佳。

章帝继位后不久，就把他从蜀郡太守直接提拔为司空，可见三代皇帝对他信任之深。

第五伦知道，上书是对新君章帝的重要谏言，希望他能够抓住君主更替之机，推动国家治理的转型，开辟新的局面。

他知道治理国家没有一定之法，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各不相同，不可能用一套事先构想的方案去应对，削足适履、生搬硬套。

秦苛暴而民思宽和，然项羽不悟，仍以暴易暴，屠降卒、焚宫室、掠财货，终至垓下自刎。而刘邦出身乡里，深味民间疾苦，洞悉强秦速亡之因，故以“宽政”药方休养生息，用“减法”化解积怨，一举成功。

刘邦的成功，并非包治百病的良方，因为他们面对的社会各不相同。

西汉末年的问题主要在于官僚权贵大量侵占土地、侵渔百姓，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另一方面，常年的外戚专权，造成严重的政治腐败。最终压迫百姓、激化了社会矛盾，催生了推翻政权的大规模农民起义。

故刘秀一面轻徭薄赋，给民生机；一面严管官僚大族，改任专业文官，防范权贵阶层的坐大。用“加法”压制豪强，同样的“宽严”在不同场景下功效完全相反。

不难看出，汉末和秦末社会的形势完全不同，这时候简单沿用与民休息的药方，恐怕适得其反。时代不同，社会矛盾各异，决不能套用事先构想之策。

至明帝，性偏狭，喜令亲信告发大臣过失，公卿屡遭诋毁，尚书以下近臣甚至被揪打。朝野震恐，官员争相以严苛自保，背离了刘秀压制权贵的初衷。此即第五伦所言“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之实。

综观之，秦苛则刘邦施宽，西汉末权贵横行则刘秀偏严。治国非纯粹理论，而是现实问题。须总结历史，找准症结，对症下药。天下并无“最好”之法，唯因时制宜，方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