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在山西博物院主馆三层“佛风遗韵”展厅里，光影落在了展柜中的泥质彩塑造像上。一尊尊佛、菩萨、罗汉安静地立在展柜中，神情温柔，仿佛从沉睡中刚刚醒来，默默说了一句：“流离这么久，终于回家了！”
　　

这是“真容归兮—— 二〇二五捐归彩塑特展”的第一天。2023年由台湾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从海外收集并联系国家文物局表达捐赠意愿，2024年3月正式完成捐赠，2025年3月这一批泥质彩塑造像入藏山西博物院。
　　

今后，它们就将与邓峪石塔、云冈石窟菩萨头像等回归文物同厅长期展出，成为“晋魂”基本陈列的一部分。
　　

这些跨越海峡、跋涉千里的泥质彩塑，在三晋大地“安了家”。

故事得从2023年说起。
　　

国家文物局收到消息：台湾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有意将一批流失海外的泥质彩塑佛教造像捐赠回祖国。消息不长，分量却重。这背后是台湾同胞多年的心血——不少人把从海外收得的流失文物捐到佛光山等寺院，由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将它们送归大陆。
　　

2024年3月25日，捐赠仪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半年后，文物安全运抵大陆。接下来，最重要的问题摆在了面前：这批瑰宝可能来自哪里？归向何处？
　　

山西省文物局得到消息后，迅速组织专家论证，第一时间递上申请。该展览策展人、山西博物院文物鉴定部张海蛟说，“这批造像从造型风格、题材类型到塑造手法，从木骨泥胎的结构到粉脸、贴金等妆銮工艺，均呈现出鲜明的山西地域特征。”经过一系列申请，2024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将这批彩塑划拨给山西博物院永久收藏。2025年3月，入藏手续顺利完成。
　　

“这批文物有几个特殊之处，”张海蛟说，“第一，它们的文物类型是彩塑，而山西寺观彩塑是最有特色的文物资源之一。第二，这批彩塑是近年来流失文物回归山西的案例中数量最多的一批。第三，它们凝聚着跨越海峡的文化认同与深沉的家国情怀，是两岸同胞同心守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见证。”
　　

展厅右手边的展柜中，9件明代的佛坐像一字排开。它们通体饰金，庄严华美。这些造像最为特别之处就是，在它们的腹部、背部、莲座下部都有孔洞。
　　

“这是当年工匠使用木棍、铁丝等固定构件留下的扎绑痕迹。”山西博物院讲解员张菁艺说。在这9件佛坐像中，个别造像的莲座下方还能看到泥塑的祥云残迹，那是它们原本完整状态的一部分。“它们当年可能组合使用于某一大佛的背光之上，也可能成排装饰于高高的悬梁架之上。”
　　

这正是山西彩塑的特色类型——悬塑。与圆雕的360度立体塑造不同，悬塑单面塑造，背面不施彩，因为“别人看不见”。这种“因地制宜”的智慧，在长治观音堂、隰县小西天等山西著名寺观中均有集中体现。这些制作工艺上的特征，成为解开这批泥塑山西身份的关键密码。
　　

张海蛟向记者展示了另一组对比图版：同一题材、同一时代、同一地域，一件是山西寺观中现存的同类悬塑，一件是本次回归的造像。“风格高度一致，连腿部用袈裟包裹右脚的细节都一模一样。如果是人工手塑，不可能如此雷同。”他由此推断，这些造像是模制的——用模具翻出身体，再匹配不同的头、不同的莲座。这种工艺在北朝时期的新疆等地就已出现，而山西寺观修复中也发现过明清时期的悬塑模具。
　　

从风格到工艺，从造型到材质，每一件文物都在无声地诉说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但有一个问题至今没有答案——它们究竟是从山西的哪一座寺观流失的？面对山西晚报·山河+记者的追问，张海蛟坦言，“目前还追溯不到。它们原来保存的寺观可能已经不在了，而且以前资料不完善，没有历史照片，就很难比对。我们只能通过风格初步判断，这批坐佛和菩萨像可能属于晋南地区的风格。”
　　

不完整，是流失文物共同的命运。而“真容归兮”这个展览名称，恰恰道出了所有文博工作者的心声——归来，已是万幸；真容，正在被重新辨认。

宋金时期的韦驮造像，是展厅内的“重点”文物。它之所以珍贵，不只在于年代久远，更在于它是圆塑彩塑的代表之作。所谓圆塑，即可环绕360度观看的立体造像，与山西常见的悬塑不同，它对工匠的造型能力要求更高，也更能体现时代的审美与技艺。
　　

“韦驮是佛教中的护法之一。”张菁艺说，这尊韦驮头像所代表的宋金时期，恰恰是佛教造像风格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宋金到明清，造像开始走向世俗化，从高高在上的宗教神性，逐渐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开始有了人性的一种温暖。”
　　

但是，它归来时，并不如现在这般光鲜，它曾经历过民间的修补，但工艺并不规范。山西博物院的保护团队接手后，首先对其进行了全面信息采集——三维激光扫描、考古绘图、X光探伤……一层一层地揭开时间的包裹。
　　

X光片揭示了内部的秘密：方形的木骨架、两枚锻打的铁钉、缠绕的麻绳和麦草。策展人张海蛟说，传统的彩塑工艺，中间是木骨架，周边绑麻绳、缠麦草，然后塑粗泥、再塑细泥。“这些都是辨伪的重要依据。”接下来是材质分析——泥胎的成分、颜料的配方。检测发现，这尊韦驮头像身上的金箔含金量高达98%，属于古代金箔中的“库金”，等级极高。“这说明它原来所在的寺观级别可能比较高。”
　　

这尊韦驮造像的风格，和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内韦驮造像有一定的相似性，专家们之前给出了“可能宋金”的判断，但是经过碳十四测年后也给出了出自宋金时期的科学支撑。科学与传统相互验证，这尊韦驮头像成为山西寺观彩塑中较早的实物例证。
　　

经过加固和清理后，这尊回归的韦驮像静置在展柜内与公众见面，它的庄严里，藏着归来的全部重量，也藏着一代代文博人对文物的尊重——尊重时间的痕迹，尊重历史的缺憾，也尊重文物自身的生命。

1982年云冈石窟佛像陶眼；1992年晋侯稣钟；1999年资寿寺十八罗汉头像；2016年云冈石窟第19窟菩萨头像；2017年邓峪石塔塔身……2025年，彩塑。这是一张印有时间线的图版，上面记录着这些回到山西这片故土的文物，那些年份，每一个都像一道刻痕，记着一位游子归家的时间。
　　

这批回归的彩塑，承载着一次跨越海峡的归途。而与它们同厅展出的每一件回归文物，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回家故事——每一次重逢，背后都有海峡对岸的目光，都有万里之外的托付，都有一些人默默地为一件与自己无关的文物，奔走、寻找、守护。
　　

更为可贵的是，这些回归的文物，如今都“站”在山西博物院的展厅里，它们和邓峪石塔、云冈石窟菩萨头像像一大家人——从不同年代回来，从不同方向归来，却都站在同一片土地上，彼此相伴，彼此守望。
　　

这是一场不会落幕的重逢。愿散落天涯的文化遗珍，终有归途；愿守护不息的中华文脉，永续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