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绕不开一个核心问题：多元文化是如何走向一体的？

以往，学术界目光多聚焦于晋南陶寺、豫西二里头等核心区域。然而，在核心区之外，那些处于地理边缘、却恰恰是文化交汇地带的聚落，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八里坪遗址正是这样一个“边缘中的枢纽”。

从地图上看，八里坪所处的位置极为特殊：向东，越过太行山便是华北平原；向南，直通郑洛地区；向北，连接晋中盆地乃至更广阔的北方地带；向西，则是陶寺文化核心分布的晋西南。四方文化在此交汇，八里坪正处于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上。

展览项目负责人赵辉在展厅为公众答疑解惑时指出，晋东南与晋西南虽然同处山西，但在史前时期文化面貌差异显著。从运城到晋城，至今没有直达铁路，需绕行太原，这种地理上的阻隔，在4000多年前同样存在。晋西南走的是陶寺——三里桥文化系统，而晋东南则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八里坪的发掘，正是要回答：这个相对独立又处于交通要冲的区域，究竟是通过什么模式，融入了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大格局？这也正是八里坪遗址被纳入“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的根本原因。它要解决的，不是某一个遗址的兴衰，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中一个关键节点如何运转的问题。

展览项目负责人赵辉在展厅内为公众介绍展览的亮点和看点。

如果你想代入式地了解八里坪遗址，不妨先来到展厅中央，去看该遗址的聚落复原图。在这块巨大的沙盘上，先民们4000多年前的生活布局铺陈开来。

遗址坐落于沁河河湾北岸的高台地上，西侧临河，东侧为陡沟，北端庙科村方向有一处垭口，是控制进出遗址的主要通道。整个遗址地势北高南低，中心区最高。据赵辉介绍，该遗址有内、中、外三重环壕拱卫的建筑区，其中内壕之内有一组宫殿式建筑，面积500余平方米；中壕之内另有两组大型夯土建筑。整个中壕与内壕围合的区域面积约5.5万平方米，功能上类似陶寺遗址的“宫城”、石峁遗址的“皇城台”，是聚落中最核心的权力空间。

“八里坪遗址的考古工作是具有连续性的，2023年-2024年，在该遗址中发现了名为FJ2的建筑基址，2025年在FJ2东侧发现出另一处同时期的建筑基址FJ3。根据解剖结果显示，两处基址的营建方式如出一辙：先开挖基槽，再以纯净的红褐色、黄褐色土逐层夯筑，共达十一层，而后开挖柱洞、铺垫地面。这种严整的工序与考究的用料，绝非普通民居所能比拟。”赵辉说。

环壕之外，聚落内部功能分区明确：北部为墓葬区；南部为普通生活区，发现窑洞式房屋、陶窑，以及一处约3000平方米的公共广场，用红褐色古土壤铺垫而成；此外还有制陶作坊等功能区。整个聚落“内外有序、功能分区”，已远非普通村落可比，显示出4300年前严密的社会规划能力。从面积差看，陶寺早期宫城约13万平方米，石峁皇城台约8万平方米，八里坪核心区约5.5万平方米——这一级差与其聚落等级是匹配的。八里坪遗址面积达100万平方米，是晋东南地区已知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核心聚落，其“宫城”虽小于陶寺、石峁，却正与其区域中心的地位相称。

在以往的资料中，黄牛、山羊、绵羊、马，这四种今天常见的家畜，都不是中国本土起源，而是从西亚传入的。八里坪遗址中出土的黄牛遗存，为这些“外来户”何时进入中原腹地提供了关键证据。

展柜中，遗址出土的黄牛牙齿和骨骼陈列其中。据赵辉介绍，经山东大学王华教授团队形态学鉴定、北京大学玉鹤老师团队DNA测定，确认这些骨骼属于距今约4300年的家养黄牛——这是目前国内发现较早的黄牛饲养案例之一。

除了家养黄牛，先民也充分利用周边山地的野生动物资源。遗址中出土了棕熊的下颌骨、东北虎的骨骼，猪骨则非常常见。研究人员对遗址中出土的全部猪骨进行鉴定后发现，八里坪的猪分为两种：体型较大的和体型较小的。这暗示当时可能采取了一种野猪与家猪混合饲养的模式。

除了动物骨骼遗存外，考古人员还在八里坪遗址发现了粟、黍等旱作农业遗存。两者结合起来，初步勾勒出一幅复合型的生业图景：先民以农业为本，同时狩猎、采集、饲养，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获得了生存与延续的保障。

展览中，一件白陶鬶（guī）足同样值得驻足。这种器物是海岱地区大汶口至龙山文化常见的器型，此前距离山西最近的出土地点是河南省安阳市，而八里坪遗址中发现的此类器物可以说是在山西的首次出土。

白陶鬶足是流行于黄河下游海岱地区（以山东为中心）的典型陶器，它能在山西出现，不仅仅是“文化传播”那么简单。赵辉表示，或许是东西传了过来，或许是人走了过来。“这些外来人口把制陶技术、印花传统带到八里坪，又用本地的陶土、本地的资源加以改造，或许就是用本地陶土烧制出了白陶鬶足。”当然，关于这件白陶鬶足是否是本土化制作，还需要考古工作人员进一步对陶器材质进行分析和化验，这也是科技考古的魅力，让4300年前的细节逐渐清晰。

八里坪的价值，最终要放回中华文明探源的大坐标中衡量。

赵辉指出，众多考古发现和发掘成果显示，八里坪遗址之所以能在4300年前成为中心聚落，重要原因是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它并非被完全同化，而是在本土资源与技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来因素，重新构建了一种新的文化认同——这正是“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换言之，中华文明的形成，并非只是核心区向外辐射的单向过程。像八里坪这样处于交通要道上的区域中心，在吸收四方文化之后，又将其消化、改造、输出，成为文明整合的“催化剂”和“中转站”。它让我们看到，“一体”不是消灭“多元”，而是在多元交流中形成新的共同认同。

当观众驻足于这些4300年前出土的文物之前，看到的不仅是一座史前聚落的兴衰，更是一个文明如何在多元交汇中走向一体的早期图景。八里坪遗址的发掘与展示，填补了晋东南地区史前文化研究的空白，也让太行腹地在中国文明起源进程中的独特角色，变得清晰起来。